張茉楠：中國金融貨幣政策如何精准發力

當前，中國經濟面臨著“金融空轉”風險上升，人民幣“外升內貶”等壓力，在總量貨幣政策難有作為的大背景下，必須創新貨幣調控新思路，加大金融體制創新,真正提高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

2013年以來，不斷攀升的社會融資總量以及表外融資、債券融資的大幅增長，與持續下行的經濟增速和宏觀經濟產出形成了極大反差，表現出明顯的“避實就虛”傾向：一方面，實體經濟的投入產出效率下降，周轉率降低﹔而另一方面由於實體經濟下滑，債務比率上升，銀行隱性不良資產風險也開始抬頭。

而從全球貨幣環境看，利率“外低內高”，也加劇人民幣“外升內貶”和國際資本套利風險。當前，全球普遍保持低利率或零利率環境，但國內利率卻出現大幅上升，國內的錢變得更貴了。境內外正利差進一步刺激套利資本流入國內，導致人民幣加速升值和輸入性通脹。

這對傳統貨幣調控手段形成了新的重大挑戰。如果不收緊流動性，資產泡沫風險可能難以遏制﹔如果政策緊縮，又可能使並不穩定的經濟復蘇基礎動搖，阻礙中國經濟增長的勢頭。一方面，在通脹仍溫和回升，特別是跨境資金流入以及人民幣持續強勢推升地產價格升值預期的大背景下，央行可能會開始收緊信貸“總閥門”。而另一方面，對習慣於監測M2增速和貸款額度的央行而言，當前控制流動性和信貸條件已變得更加困難。貨幣當局需要避免金融“去杠杆化”過猛，考慮到明年美聯儲量化寬鬆政策退出可能成為影響全球流動性格局的最大變量，貨幣政策在平衡國際與國內、實體與金融之間幾乎沒有多少政策空間。

在這種壓力下，中國貨幣政策應該更多地由總量調控轉向結構調控，更多運用結構性和功能性政策。結構性政策可以一定程度“對沖”改革對經濟下行的壓力，必須靈活開展公開市場操作，靈活使用再貼現、再貸款、常備借貸便利（SLF）、差別存款准備金率等工具，保持流動性合理適度。

其實，中國貨幣存量並不少，但期限錯配、結構錯配和方向錯配不僅導致資源配置的扭曲，也導致了大量不良資產、閑置資產和沉澱資產。因此，必須更多引導中長期資金進入經濟發展需要長期資金的領域，如城鎮化進程和相應的基礎設施建設、技術創新、中小企業融資等領域，其關鍵是設法穩定這部分中長期的優質資金，提高流動性支持實體經濟的效率﹔並以構建多元化、多層次金融供給體系為突破口，促進金融轉型與實體經濟轉型相匹配，拓展實體經濟的廣度、深度和高度。

一是發展“小微金融”。借鑒國外小微金融機構發展的成功案例，研究以“聯保貸款”為代表的信貸產品﹔建立對口的小微金融機構，針對小微企業資金需求短、頻、急，缺乏有效抵押物等特點設計相應的金融產品﹔針對小微金融機構規模小、數量多、分布廣等特點，探索用地方政府為主體的扁平式監管模式取代現有的銀行業垂直監管模式。

二是發展“科技金融”。積極實施科技成果“資本化”戰略。建立起更加有利於經濟升級，有利於產業自主創新的現代金融體系。完善針對科技創新的金融服務體系、拓寬科技型企業的融資渠道，加強貨幣和財政政策工具在引導科技金融創新方面的協調運用，完善科技型企業信用體系建設和優化配套措施。

三是發展“供應鏈金融”。加快產業組織創新，強化不同規模、不同所有制企業合作，重點發展類似於日韓德等國家那樣的“供應鏈金融”。通過“大數據”和互聯網技術創新，圍繞著供應鏈管理，建立集物流服務、信息服務、商務服務和資金服務為一體的供應鏈第三方綜合物流金融中介公司，降低全供應鏈的運作成本，促進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融合，提升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核心競爭優勢。

（張茉楠，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海外網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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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