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垚烽：張藝謀超生案的未竟之問與待辯之理

1月9日，無錫市濱湖區計生局發布消息，稱已向張藝謀夫婦寄送了《社會撫養費征收決定書》，依法征收計劃外生育費及社會撫養費共計748.78萬元，若夫妻倆不提起行政復議或訴訟，應在30日內一次性繳清。逾期將加收滯納金並申請強制執行。

歷時9個多月，備受關注的張藝謀超生案終於有了結果。雖說748.78萬元的罰款與之前媒體估算的2.4億有不小差距，但畢竟已是迄今我國征收社會撫養費的單筆最高額。目前，網絡上對於748.78萬元的超生罰款是輕是重議論紛紛，但我以為，張藝謀超生案的看點從一開始就不是罰款金額，對它的反思與追問也應盡快跳出數字上的糾纏，以便回歸正題。

不可否認，748.78萬“天價罰單”的開出打消了此前輿論關於張藝謀可能利用名人效應逃避處罰的擔憂，但需要追問的是，此案走到這一步究竟是誰的“功勞”，是無錫官方的還是媒體輿論的？事實上，從最初張藝謀夫婦的沉默，以及濱湖區計生局的消極態度看，我們有理由懷疑，假使沒有輿論的持續關注、推動，此事說不定就會“爛尾”。

這些年，富豪名流超生多子的現象日漸普遍，這一回，“愛國”的張藝謀雖然被罰款了，但那些沒有被媒體逮住、曝光的超生明星顯然不在少數，他們是否也受到了應有的懲罰呢？這一點很令人懷疑。但應該認識到，明星超生一方面是對現有人口控制努力的一種消解，同時，也容易引發民眾的不公平感，加劇社會階層間的沖突。因此，如何使公權力機器能夠在沒有輿論關注的情況下，正常運作而不受到金錢、名聲等外部因素的干擾，將成為我們需要反思的首要問題。

事實上，張藝謀超生案自被曝光以來，就一直伴隨著各種“雜音”：從最初“如果當年不退掉美國綠卡，或者把孩子生在國外，今天這一切就都不會發生”的“調侃式幫腔”，到近日有論者表示，一些人在私下閑談中，總是不憚於批判計劃生育政策，可一聽說張藝謀超生了就變得血脈賁張，以此指責公共輿論的“分裂”，再到昨天衛計委新聞發言人姚宏文“張藝謀導演是著名的藝術家，請大家更多地關注他的創作”的表態……凡此種種，似乎還是公眾批評錯了，實在令人感到可笑。

要知道，輿論對於計劃生育政策的抨擊對准的是制度本身，而張藝謀超生案聚焦的則是名人“特權”問題，這原本是兩個完全不同層面，風馬牛不相及的問題，硬將其扯到一起，要麼是無知，要麼是別有用心。事實上，在一個特權橫行的社會，即便是特權的擁有者也未必就有很強的幸福感和安全感，這也是不少精英選擇移民海外的一個重要原因。用他們的話講，在那裡“至少辦事不需要求人”。

基於此我想說，重罰張藝謀、嚴懲違法明星，不僅不會引起一些人所擔憂的“人才流失”，相反，由此所營造出的公平環境，恰恰將成為未來中國最大的“制度軟實力”和“國家吸引力”。

(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