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志超：“新中東”呼喚“新沙龍”

1月11日，中東梟雄、以色列前總理阿裡爾·沙龍病情惡化去世。雖然沙龍病倒昏睡已達八年，但他的離去仍然在全球范圍內掀起不小波瀾。沙龍之死，不僅標志著一個政治強人的消逝，也象征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沙龍作為以色列著名政治家、軍事家，是一個極具爭議的人物，對其評論一直是毀譽參半，即使在以色列國內也是如此。對很多喜愛沙龍的以色列人而言，他是以色列安全的守護者，是以色列保持強大威懾力量的象征，尤其是在歷次中東戰爭中沙龍力挽狂瀾，挽救了以色列。為此，他被譽為“以色列之王”。但對批評者而言，尤其在阿拉伯人眼中，沙龍不僅是個窮兵黷武的“屠夫”，而且對中東和平進程嚴重倒退及阿拉法特之死負有重大責任，阻礙了中東歷史的前進。而對一些猶太右翼來說，沙龍還不夠右，他們批評他對“恐怖主義”讓步，堅持從加沙地帶單方面撤離，將加沙留給了哈馬斯去控制。

從沙龍數十年從軍、從政的經歷看，無論是軍事方面，還是政治、外交方面，他都是一個不走常規路線的人，劍走偏鋒，敢作敢當，既頑固又有靈活性。在和平進程問題上，他既被阿拉伯人視為“屠夫”、和平之障礙，也被一些阿拉伯人視為唯一能夠與之達成和平協議的以色列領導人。他在和平問題上劃定“紅線”，既能頑固堅持自己的標准，堅持以反恐標准打擊巴勒斯坦人﹔但又能看到大局，最終同意巴勒斯坦建國，並做出任何以色列政治家都不敢做的“瘋狂之舉”：從加沙地帶撤軍，大規模拆除約旦河西岸的猶太定居點。

事實上，沙龍的逝去，象征著一個時代的過去。沙龍作為政治和軍事強人的出現既是那個時代的產物，也是巴以沖突悲劇中的悲劇性人物。沙龍昏睡的八年，也是中東快速變化的八年，以色列的戰略安全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如果沙龍能夠醒來，他會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個“新中東”。雖然以色列在阻遏巴勒斯坦的激進分子襲擊方面取得不小成績，但是長期以來以色列賴以生存的戰略安全三大支柱（美以特殊關系、與埃及等阿拉伯溫和國家和解、堅持中東和平進程並逐步使巴勒斯坦獨立建國）面臨坍塌，對外日益孤立。

作為保障以色列安全的中心支柱，美國與以色列的關系由熱變冷，戰略分歧浮現，美國不僅要與以色列保持距離，還欲逃離中東﹔作為阿拉伯溫和國家首領的埃及，國內政局發生劇變，親美、和以的穆巴拉克下台，未來埃以關系充滿變數﹔巴以和平進程出現停滯、倒退，“兩國論”聲音日漸低落。此外，“阿拉伯之春”后中東地緣政治劇變，也使以色列面臨更復雜、更動蕩、更具有風險的戰略安全環境，諸如伊朗的崛起、鄰國埃及和敘利亞陷入動蕩、恐怖主義在中東重新四處肆虐、伊斯蘭政黨的興起，這些都對以色列構成了新挑戰。

在這種背景下，作為地區主要強國和有重要影響力的國家，以色列迫切需要對自身戰略發展方向、地區角色定位以及如何構建未來的“新中東”進行再思考，以便更好地參與和影響“新中東”。面對新安全環境和新挑戰，以色列當前最需要既有膽識又有魄力，既有和平意願又擁有戰略新思維的政治強人即“新沙龍”。隻有這樣，才能帶領以色列走出戰略困境，給中東和平創造機會。

（唐志超，中國社科院中東研究室研究員，海外網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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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宋勝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