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晉京：西方的GDP游戲 中國該怎麼玩？【2】

我們從一個例子說起。據統計，2012年，英國男士理發的平均價格約10英鎊，換算成人民幣的話超過100元。雖然找不到中國的同類統計數據，但根據筆者的生活體驗，大概是30元左右。英國理發師與中國理發師的勞動區別很小，但服務價格卻懸殊。這個細節放在國際視野下看有重大的意義：它可以使英國出口產品的定價很貴。

英國是一個進口遠多於出口的國家，出口的產品不多，其中最重要的是飛機發動機。飛機發動機很昂貴，賣出一台用在大客機上的羅爾斯-羅伊斯渦輪風扇發動機賺的錢，大約可以買17.5萬噸小麥。飛機發動機為什麼這麼貴呢？因為它是在高成本的社會中生產出來的，飛機發動機的生產者也要理發，所以理發的價格也會包含在其勞動再生產的成本中。大部分服務業是不可貿易的，包括理發在內的服務業產值佔到英國GDP的約82%，其價格參與形成了可貿易產品的成本。

與英國情況相似，大多數發達國家服務業產值佔到GDP的七成以上，並且大部分服務業的勞動在本質上與發展中國家的同行沒什麼不同，卻獲得了高出數倍甚至數十倍的價格評價—也就是報酬。於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本質上是勞動的不等價交換。

“高勞動低所得”和“低勞動高所得”的現象是怎麼造成的呢？這與現行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下的產業格局演化有關，世界治理體制不斷被修正，以維護這種現象並使之顯得理所當然。GDP在其中是一個重要的工具。

1992年發生了兩件大事，分別是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加速和歐洲一體化進程的裡程碑之一《馬斯特裡赫特條約》簽訂，前者促進中國融入全球市場經濟體系，后者使前蘇東部分地區融入西歐市場經濟體系。曾經的“工業發達國家”紛紛轉移制造業，逐漸變成了以金融方式控制海外資產的經濟“虛擬化”國家，金融在經濟活動中的產出佔比越來越大。GDP代替GNP給這些國家帶來的好處是：由於資本的高速流動特性，本國會有大量金融資產屬於外國公民所有，GDP統計可以包含這一部分，幫助本國維持“高收入國家”地位，繼續掌握游戲規則的制定權，從而實現“不事生產，印鈔購物，坐享其成”。

被中國改變的世界秩序

中國的對外開放加入全球分工體系使一個人口超過全球1/5的“大塊頭”參與到了全球工業大轉移的歷史進程中。中國通過承接發達國家的制造業轉移，成為了“世界工廠”。在這個過程中，GDP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國起初採用的是MPS框架，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為了能夠與美國開展經濟合作，中國開始學習SNA。經歷了5年多時間和龐大的培訓、組織和換思路，中國於1985年開始試行發布GDP，並於1993年起完全以GDP代替MPS。這意味著中國的經濟治理體制開始能夠跟西方世界接軌，而這其中的微觀經濟管理方式改變過程，也正是中國的經濟改革過程。

承接西方的制造業轉移，成為“世界工廠”使中國進入了GDP增長的“快車道”，出現了“中國奇跡”。“中國奇跡”的核心並不在於中國建立了世界上最多的工廠，而在於中國形成了他國難以匹敵的“工業生態”。

使用“工業生態”一詞，可以更清晰地理解中美工業現狀的差別。2011年2月，美國總統奧巴馬曾經問喬布斯：能不能在美國建蘋果手機生產線以解決就業？喬布斯回答說：技術上來講完全沒問題，但需要8000多名工程師，在美國招募這麼多工程師至少要9個月時間，但在中國隻需要兩周。這就決定了生產實際上隻能在中國進行。

美國曾經擁有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工業體系，但是由於多年的工業外移，已經失去了大量中低端環節，工業體系的“活性”大大降低。這一方面與工業中大量環節流失，剩余的部分難以“連綴成網”有關，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如果掌握技術的人員沒有一直處在不斷工作的團隊中的話，要想重新“找回狀態”也很困難。

與美國不同的是，中國的“工業生態”相當富有活力。在技術發展使得最終產品越來越復雜的時代，大部分工業產品的生產都會涉及數以千計的生產環節，從工業生態的角度來看，其后果是越來越多的工業品隻能在中國生產。

在中國形成世界最完整的工業生態過程中，GDP快速提高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於：隨著工廠越來越多和市場經濟體系的發展，工業化管理也越來越普及，使得經濟活動“有價格、能記錄”﹔同時這也意味著，中國實際上也有大量的經濟活動由於管理體系尚未被工業化，難以被記錄，因此中國的GDP實際上是長期被低估的。中國的真實GDP肯定比SNA統計出來的數值要高得多。

為什麼中國已經是世界最大的工業國家，卻仍然要出口廉價的工業產品給發達國家呢？答案還是在當代世界治理體系中。GDP是產業世界治理體系的“治權”，屬於各國政府﹔而世界產業治理體系的“法權”則是知識產權體系。知識產權的法律體系不是各國國內的，而是跨國的。知識產權的基礎是“市場相互准入”，承接別的國家的委托生產任務，要求尊重其知識產權，繳納知識產權費用，否則就是“山寨”，不能向國外銷售。為了能夠獲得市場，實際上就必須接受對方的定價。在這樣的世界治理體系中，OECD實際上成了一個相互“尊重知識產權”的共同市場，使得“山寨品”幾乎找不到出口市場。

但無論如何，中國的崛起從兩方面改變了世界秩序，一方面是導致了全球產業重心的轉移，而西方國家則可以憑借“高人均GDP優勢”賤買貴賣﹔另一方面，中國產業升級和人均GDP的增長使得西方的特殊地位受到了挑戰。

修改規則的游戲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使得西方國家驀然發現，過去的游戲進行不下去了。因為隨著全球產業格局的變遷，“西方7國”（G7）GDP總量佔全球的比重從1980年代中期的70%以上下降到了2008年的50%，並且還在快速下降。這就意味著有可能出現“新興市場自己組織起來，不帶發達國家玩了”的局面。

於是，2008年美國邀請了全球20個最大經濟體的首腦到華盛頓開會，共商應對金融危機大計。這樣G7擴展成了G20，世界秩序進入了新的時代。

G20時代是全球化生產的時代，雖然國家間政治上區分彼此，但生產鏈條卻是全球一體，共享同一個微觀經濟基礎。基於一國國內統計的GDP已無法客觀描述經濟面貌了，由此，各種修正GDP的方案出現了，其中有著重大影響的有三種，每一種方案背后都蘊藏著極深的謀略算計。

第一種是在G20框架下基於“全球價值鏈”議題的“貿易增加值算法”。其思路是：中國有一半左右的貿易量來自加工貿易，也就是中國從其他國家進口原材料和零部件，制成后直接出口，中國企業在該過程中隻獲得了很少的加工費用，但卻在數字上造就了中國龐大的出口量。因此，中國的出口額應該根據“貿易增加值”進行核減。核減后中國的GDP將降低。

第二種是美國進行的GDP統計方法改革。2013年4月，美國宣布將調整GDP統計內容，把研發支出、電影版稅等“21世紀的組成部分”納入。根據這種新算法，企業、政府和非營利機構的研發費用支出將被視為固定投資，有關娛樂、文學及藝術原創支出也將作為固定投資納入GDP。經過這種調整，美國1959年至2002年的GDP水平平均提高2.6%至4.6%，其中1995年至2002年增長更是高達6.7%。

第三種最為重要，是聯合國框架下推進的“綠色新經濟”框架，該框架包括社會資本和自然資本的核算，改變隻計算經濟活動的GDP。評價社會資本的方式是“國民幸福總值”指標體系，衡量“自然資本”的方式是自然資本核算體系。根據這一思路，GDP將被納入“國民幸福”內容，並減去自然資源損耗。在這一框架下，中國可能會面臨“國民不幸福”的困擾，並將從GDP中減去“自然資源消耗”。

GDP背后蘊含的是經濟運行體系、治理方式和發展理念，GDP的修正意味著規則的修正。中國的GDP總量雖然位居世界第二，但還是以“打工”收入為主，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還沒有本質上升。中國人民是勤勞的，但勤勞只是民族復興的基礎條件，我們還需要進一步研究表象背后的規則，並逐步影響、制定規則，才能真正實現復興。

(責編：於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