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全：思想轉型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條件【3】

　　要為思想轉型創造良好的輿論環境

　　人的思想要在現實當中發揮作用，必須經過言論的媒介，使思想表達給眾人，思想的轉型必然存在新思想對舊思想的沖擊和碰撞，思想的碰撞則必然伴隨言論的交鋒，所以才有真理越辯越明之說，簡言之，言論是思想的載體。隻有通過言論的辯駁，人們才可以相互啟發、督促，言論沒有自由的空間，思想就難以實現真正的轉型，所謂創新、突破等都將隻能是黃粱美夢。推動改革，需要以思想轉型為突破口，而思想轉型則有賴於一個寬鬆的輿論環境，如果動輒因言治罪，那麼即使開始時的方向是正確的，但是國無諍臣、官無諍友、民無諍言，最終的結果也不會樂觀。當我國的改革進入深水區，如果沒有良好的輿論環境，就更難以通過思想轉型來使改革取得突破。

　　改革進入到深水區后，改革的對象從能夠直接影響社會財富生產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問題，推進到了更間接但影響又更深遠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一方面，這個層次的改革與意識形態問題更加容易混同，思想解放的難度和敏感度進一步提高。如果不能夠與時俱進地解放思想，過去的改革者就可能成為當下的保守者，這個道理與“鳥籠經濟”在一大二公環境下是改革進步的，但是在市場經濟時代就變成保守落后的是一樣的，隻有在思想上進行與時俱進的轉型，才能夠對改革的進度作出正確的判斷﹔另一方面，改革已經不能夠通過社會財富的創造立竿見影地証明自身的正確性，而是有賴於運用清晰的邏輯、總結歷史的規律、憑借卓越的遠見和追隨世界的潮流來探尋要走的改革路線，並最終通過一定實踐的積累來驗証。因此，要實現思想轉型，就不能預先劃定言論的禁區。試想如果上個世紀80年代嚴禁提及商品經濟而不是激烈爭論，嚴禁提及股份制而不是允許討論乃至試行等，就不可能實現思想轉型，我們也就不可能取得今天這樣的改革成果。今天系統性、復雜性、協調性更高的改革更需要廣泛的討論，嘗試並結合國情吸收各種在國際上行之有效的方法。

　　當前我國市場經濟還不完善，國家治理體系也還不夠健全，市場上有毒食品時常出現，環境資源屢屢遭到破壞，霧霾籠罩大半國土，貪腐問題也為人民所關注。這些發展中出現的問題並非我國的特例，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也曾經出現過：美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也經歷了經濟快速發展后類似的誠信缺失、環境污染、貪污腐敗等社會問題，面對這樣的局面，美國的媒體人發動了長達十年的新聞揭黑運動，期間廣播媒體曾揭露不良企業用老鼠肉、病死豬制作肉餡，把正在吃早餐的羅斯福總統惡心得把早餐都吐了出來，但得益於美國憲法對公民言論的保護，新聞揭黑運動盡管被一些政府官員嫌惡為“扒糞運動”，但美國輿論界不屈不撓地報道，對國家制度的改良、公民意識的覺醒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和積極的社會作用，奠定了美國社會繁榮的基礎。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我國台灣地區的新聞媒體也在較寬鬆的輿論環境當中，通過對“吳蘇案”“蕭天贊案”“上上級案”的新聞監督，顛覆了廣大司法人員的思想認識，有力促進了台灣司法界的道德自新運動。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要求“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要達到這些目標，必須要破除從政府官員到市場主體的不良習慣、不良思想、不良作風，而要實現這樣的思想轉型，則必須有一個寬鬆的輿論環境，使公序良俗能夠感染之、鞭策之。

　　創造良好的輿論環境是為了讓不同觀點、不同意見能夠自由表達並為改革得出最佳的思路，使對政府公權力的監督、批評能夠發揮更好的督促作用。與此同時，國家也需要有力的監管來剔除那些渲染黃賭毒、宣傳煽動民族分裂、惡意造謠中傷等違憲違法的言論。但我國對輿論的監管還沒有完全納入法治的軌道，不受限制的行政權力對社會輿論隨便干預的結果不僅扼殺了思想解放、思想轉軌的希望，也使政府本身的宣傳喪失公信力。因此，隻有將輿論管理真正納入法治的軌道，才能擺脫這種尷尬局面，由此來看，盡快制定《新聞法》是當下促進思想轉型、進而推動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個可行選擇。

　　（作者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

　　推選語

　　他是我國改革開放的親歷者和改革決策過程的參與者，從“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都有他的身影。他系統地提出了“以民為本”和“民本經濟”，豐富了改革的相關理論創新。他時刻都在為深化改革“鼓與呼”，是改革輿論當中的一道亮麗風景。

　　感 言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三個進一步”，即“進一步解放思想、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進一步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其中，解放思想是前提，是關鍵。習近平同志也講了，全面深化改革能不能取得突破性進展，關鍵是解放思想。所以我認為可以提出“思想中國”。

　　改革開放三十五年來，我們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之所以能取得理論的創新和改革的突破，都是以思想解放為保障的。離開思想的解放，一切成果都是會落空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當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障礙，一是思想上的障礙，二是既得利益的阻撓。面對這兩個阻力，解放思想仍舊非常重要﹔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須以思想轉型為前提條件。

　　我從事改革工作幾十年來給中央提出的建言共有38件。這些建言有的是事關全面的改革總體規劃設計，有的是改革理論創新，有的涉及發展戰略和政策，有的是重要領域的改革，有的是針對發展中存在的問題、矛盾提出的解決辦法。通過這些建言，我們能夠體會到改革絕非簡單的口號，不能清談空論，改革必須是實實在在的理論突破、體制創新和制度建設。希望我關於改革的一些思考，能夠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能夠引出更多理性、務實的改革研究和改革建議，使13億人的大國盡快走上公平可持續發展的金光大道。

　　（人民論壇記者馬靜採訪整理）

　　思想小傳

　　一輩子隻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改革

　　1929年9月，高尚全生於上海嘉定，在嘉定完成了初中學業之后，進入上海聖約翰大學及其附屬高中學習。大學畢業后，高尚全一直在一機部等部委機關從事政策研究。60多年來，高尚全走上了一條不斷求索之路，他說他這一輩子雖然工作崗位在變，卻隻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改革。

　　他最反對發牢騷，說怪話，搞一些政治上不成熟的舉動，他甚至反對用俏皮的新聞語言說改革的事。他歷來主張穩健和理性。他身邊的人說，高尚全對改革進程中的每一個方面都有高超的政治把握。他被一些人稱為“政府經濟學家”，因為他擔任過八年國家體改委副主任，陪過三任總理。高尚全先后參與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十四屆三中全會、黨的十五大、十五屆五中全會、十六屆三中全會等會議的重要文件、決議和報告的起草，他多次向中央上書直陳改革，他的經濟改革理論多次受到中央高層和理論界的高度重視和熱切關注。

　　要說到對改革重大決策的影響和理論創新，高尚全有著輝煌歷史：

　　1984年，在參加《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起草小組工作中，提出了“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中的一個必經階段”，受到了中央領導的重視和採納。

　　1987年，他提出“計劃和市場都是一種手段和方法，並不反映社會制度的根本屬性”，針對傳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病，“要徹底改變過去那種僵化的以行政指令為主要手段的管理方式，更多地發揮市場經濟的作用”，“用經濟合同替代指令性計劃”等建議，被吸收進黨的十三大報告﹔

　　1993年，參加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起草工作，負責市場體系部分，他提出將勞動力市場和資本市場寫進《決定》，並最終獲得通過﹔

　　1997年，參加中共十五大報告起草工作，他提出股份合作制是一種新型的集體經濟，他提出的把“自由”和“人權”寫入十五大報告的建議被採納。

　　2003年，他在參加《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起草工作時，對“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對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表述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最后中央全會通過的《決定》修改為“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而不再提“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

　　2013年5月，對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三點建議：一、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主題，建議為“中央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二、建議中央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總體部署﹔三、建議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由總書記任組長，總理任副組長。這三項建議受到中央主要領導的重視和批示。

　　……

　　這位老人所經歷、所見証的中國改革史，應該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最直觀、最經典的教材。

　　（人民論壇編輯部整理）

(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