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全：思想轉型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條件

　　在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經濟轉型、體制轉型乃至政府轉型能否順利進行，關鍵是思想轉型。因此，思想轉型是前提和基礎。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就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習近平同志在今年冬奧會上接受採訪時指出改革已進入艱難時期，中國改革“已進入深水區，可以說，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改革再難也要向前推進”。

　　當前階段的改革之所以難度更大，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全體社會成員均或多或少受益的增量改革進程已經基本結束，下一步改革的重點是要調整目前已經成型的利益格局，以扭轉經濟社會結構的不協調、不合理、不公正，並通過對市場經濟的完善和對公權力的約束形成新的利益分配機制，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樣的存量調整必然要觸動一部分群體的利益，而這些能夠在過去的體制機制下獲得更多利益甚至不合理利益的群體往往又是掌握了更多社會資源的強勢階層，有些甚至就是主導、執行改革措施的公權力持有者和政府部門本身。在這種情況下推進改革，如果單純從物質層面推進，必然事倍功半，隻有從思想轉型方面首先突破，才能使改革獲得更大的助力，這既是歷史的經驗，也是現實的選擇。

　　思想轉型是前三十五年改革的突破口

　　改革開放三十五年來，我國社會經濟狀況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深刻變化，這些變化歸納起來，可以總結為五個轉變：一是以階級斗爭為中心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二是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三是從封閉半封閉轉向全面開放﹔四是從人治轉向法治﹔五是從物資緊張缺衣少食轉向小康社會。這五大轉變有的已經實現，有的仍在進行過程當中，整體來看，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以思想解放為突破口，首先是思想獲得轉型，繼而順利推動了體制、機制的轉變。

　　以第一個轉變為例，十年“文革”結束后，我國雖然進行了初步的撥亂反正，恢復並穩定了國家生活的正常秩序，但“左”的影響依舊強大。“兩個凡是”和“以階級斗爭為綱”仍然佔據政治和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國家的發展進步仍然受到禁錮。1978年5月開展的真理標准問題大討論，從思想理論上否定了“兩個凡是”，號召人們徹底打破思想枷鎖，把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真理標准問題大討論打破了教條式的理論禁錮，恢復了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成為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奠基石。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基礎上，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拋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也同樣是從思想方面逐步打開局面的。這個轉變首先是得益於真理標准大討論，正是因為確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准，所以才使得從實踐中得來的認知開始不斷地沖擊計劃經濟理論的藩籬。其次，從十二大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十二屆三中全會經過多方討論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這其中經過了充分的討論、辯論，諸多專家學者在各次會議、文件以及報刊雜志上碰撞思想，最終達成共識，使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小平同志高度評價為：“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沒有思想解放的空間，就不可能在改革進程中取得如此重大的突破。小平同志南方談話打破思想再次險遭禁錮的陰霾之后，在之前一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惡劣環境當中，《解放日報》刊登了署名為皇甫平的《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等一系列文章，文章激起極大的爭議，但真理在辯論中越辯越明，最終十四大突破性地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十四屆三中全會進一步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整體框架。

　　從人治走向法治也是以思想轉型作為先導，“文革”的十年動蕩，已經使人們充分認識到人治的缺陷和法治的重要性。小平同志在反思“文革”時指出，“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法制”。在南方談話時又指出，“搞法制靠得住些”。此后，經過法學界以及其他社會各界人士的辨析，對法治的認識更加深入，法治也逐漸升級成為與人治完全對立的法治。思想的轉軌最終推動十五大確立依法治國的方略，十五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現代化建設跨世紀的發展，要求我們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進一步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從封閉半封閉轉向全面開放等也都走過了這樣的歷程，三十五年的改革歷程用實踐告訴我們，什麼時候解放了思想，什麼時候改革就能取得巨大的進步乃至突破﹔哪個方面率先解放了思想，哪個方面就能獲得長足的進步。

(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