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鄰避運動”的起源與化解之道

李坑焚燒發電廠是處理廣州市生活垃圾的重點工程項目，建成以來一直遭遇當地居民反對。

近日，浙江杭州余杭區5000余居民聚集抗議規劃中的中泰垃圾焚燒廠項目。

海外網5月12日電，據觀察者網文，2014年4月12日，廣東化州市麗崗鎮及附近部分民眾反對在該鎮建設殯儀館，約500多名民眾聚集。當日下午，該市一名副市長到現場宣布，決定停止建設該項目。近日，浙江杭州余杭區5000余居民聚集抗議規劃中的中泰垃圾焚燒項目。5月10日，杭州市余杭區政府發布通告表示：在項目沒有履行完法定程序和征得大家理解支持情況下，一定不開工﹔一定會充分聽取和征求大家意見﹔希望群眾不要再集聚。

在中國，這種“鄰避運動”（Not-In-My-Back-Yard）近年來頻頻發生。像殯儀館、垃圾場、煉油廠、加油站、鐵路、造紙廠、PX項目、核電站等可能對附近環境和資產造成負面影響的設施，通常都會遭到當地民眾的抵制和抗爭。而抗爭的模式與結果幾乎都如出一轍：隻要民眾反對的規模越大，抗爭手段越激烈，地方政府通常都會屈服而終止該項目。

從人類社會的發展看，“鄰避運動”在現代社會中是難以避免的。事物總有兩面性，世界上沒有任何事情是有百利而無一弊的。任何一項有利於公共利益的公共或工業設施都可能給當地某些居民帶來某種負面效應。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化解社會因發展而興起的“鄰避運動”。遺憾的是，中國地方政府在日益高漲的“鄰避運動”面前，似乎已經陷入一種“上馬—抗議—停止”的消極模式。這種被動的局面如果不改變，不僅中國的經濟發展無法繼續推進，就是與民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公共設施都無法建造，最后隻會導致經濟、社會發展的停滯和困境。

“鄰避運動”的起源

“鄰避運動”最早起源於西方國家。“Not in my backyard”（不要建在我家后院）這個詞由英國上世紀80年代的環境事務大臣尼古拉斯 雷德利創造，后來逐漸流行開來。“鄰避運動”意指居民為了保護自身生活環境免受具有負面效應的公共或工業設施干擾，而發起的社會反抗行為。從這個詞的起源上看，“鄰避運動”跟環境保護密切相關，只是“鄰避運動”強調的是保護地方民眾的小環境而不是人類或整個社會的大環境。上世紀，台灣“鄰避運動”中的經典名言“雞屎拉在我家后院，雞蛋卻下在別人家裡”，即反映出這種環境保護的地方主義色彩。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鄰避運動”有相當正面的意義。相對說來，普通民眾在大資本和政府面前處於弱勢。一些企業巨頭把影響當地環境的化工廠、發電廠修建在某個地方，但獲利主要是企業而非當地民眾，確實是“雞屎拉在了當地民眾的后院，而雞蛋卻下在了資本的口袋中”。這種成本付出與利益收獲的不對稱，顯然有悖於社會的公平正義原則。從這個意義上說，“鄰避運動”的興起是民眾對自身合法利益和公平正義的追求。

從經濟層面看，“鄰避運動”的興起在經濟訴求上也有其合理性。無論是公共還是工業設施，都有一個投入的成本和代價。這種成本不僅包括各種要素的投入，還可能對當地的居民、環境產生影響。在當地的居民來看，他們為這個項目承擔的代價，諸如噪聲污染、空氣質量、安全風險等，理應獲得相應補償。從這個意義上說，“鄰避運動”具有相當的合理性。

在當今世界，幾乎每個國家都會出現“鄰避運動”，但“鄰避運動”的形式和結果卻又有很大不同。“鄰避運動”能否成為一種理性而有益於社會進步的運動，跟社會的法治觀念和公共意識有很大關系。相比較而言，在西方發達國家，“鄰避運動”通常都能保持理性的形式。而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社會急劇轉型的國家，“鄰避運動”很容易超出理性訴求的邊界。

2006年，美國紐約曼哈頓市區第五大道和百老匯大街之間的31街要修建一個變電站。這是一個人口極為稠密的地區，離帝國大廈隻有200米左右，而在咫尺之內就有居民公寓和商家。修建變電站的消息傳出后，周圍的一些居民和商家擔心變電站可能產生輻射，因此發起抗議。當時筆者的公司也參加了這一抗議。但總體說來，這些抗議活動都嚴格遵循法律和公共秩序。結果，周邊居民和商家的抗議並未撼動政府和企業的決定，抗議最終無疾而終。無論政府最后的決定是否合理，但這場“鄰避運動”的克制，尤其是在抗議失敗后的理性表現，令人印象深刻。這跟2012年7月江蘇啟東因反對建設排污設施爆發的暴力抗爭形成鮮明對比。

正處於城市化和社會轉型期的中國，“鄰避運動”的大量出現不可避免，但“鄰避運動”採取何種形式卻是至關重要的。隻有理性並遵守法律的“鄰避運動”，才有可能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積極力量。如果“鄰避運動”失控為群體性事件或突破法律底線的行為，將是社會的災難而非福祉。

(責編：宋勝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