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斌：為何“選舉式民主”在泰國水土不服？

民主無疑是人類最值得追求的一種善業，但是如何實踐民主？冷戰時期，為了對抗來勢洶洶的社會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即當時世界性的民主運動，美國人必須証明自己就是民主的典范，於是熊彼特建構了“選舉式民主”——民主就是公民選舉產生政治家的過程，如何立法和決策則不是民主政治的范疇。在兩極對立的冷戰時期，社會科學徹底二元對立化，有無“選舉式民主”就成為判定有無民主的唯一標准。從南歐到蘇聯東歐、從南美到東亞-南亞的“第三波民主化”，其實就是紛紛搞了作為西式民主核心制度的“選舉式民主”，其中泰國也於1992年搭上了這趟順風車。

根植於異域的現代政治形式與自己的根深蒂固的歷史文化是有沖突的

包括泰國在內的四十多個轉型國家，為什麼善終者少之又少？大多數國家要麼陷於國家治理失效如菲律賓、墨西哥，要麼國家分裂如蘇聯、南斯拉夫、烏克蘭，要麼出現周期性政治動蕩如非洲很多國家和泰國。這是為什麼？

現代政治和傳統不是二元對立的關系。作為現代化形式的西式民主是基於其兩千年連續性傳統的內生性演化而來，而文化傳統完全不同的很多發展中國家照搬、移植一種外生性制度，自然會水土不服，成功者少有。

作為現代政治形式的民主首先離不開其特定的歷史文化傳統，比如法治至上和妥協精神。當2000年小布什和戈爾產生選舉僵局以后，美國最高法院一錘定音，戈爾及其支持者心有不甘但接受裁定。這是現代政治與傳統政治的經典再現，全世界對此印象深刻。不僅如此，老生常談的話題是，選舉式民主需要一些基本條件，否則就是政治動蕩。美國著名民主理論家達爾語重心長地告誡發展中國家，“我一再指出，一個國家特定的基礎條件和背景條件有利於民主的穩定，如果這些條件過於脆弱或完全缺乏，那麼民主是不可能存在的，或者說，即使它存在，也是極不穩定的。”達爾講的其實就是我們常說的民主的水土不服問題，“背景條件”是作為事物源頭的“水”，即歷史文化背景﹔“基礎條件”是作為事物生命力的“土”，即現實條件。

達爾擔心的結局一再出現。一套運行不錯的政治制度，不但應該是內生性的，既有其歷史文化基礎，還應該具備一定的現行條件，否則就會因正因而生變果。這就是我們看到的世界政治，是選舉式民主隻在早發達的而且是以基督教為主的二十多個國家搞得還不錯、但到其他國家尤其是后發國家就變味的原因。都在實行同一個概念下的同一種形式的民主即選舉民主，有的國家的選民是為了好的公共政策而投票，但這樣的國家並不多見﹔更為常見的是，選舉不過是為了一己之私，比如菲律賓是為了世襲封建制大家族利益而奔走，意大利南部的人為自己的“恩主庇護”而戰，印度人則為族群政黨比拼，非洲國家為部族而流血，伊斯蘭主義國家為“聖戰”而選舉……結果，為特定利益的選舉政治發達了，犧牲的永遠是民生和社會福利。共同的根本原因在於，根植於異域的現代政治形式與自己的根深蒂固的歷史文化的沖突。外來的和尚念不好經。

泰國周期性動蕩的原因很簡單，選舉式民主在泰國既與其歷史文化傳統相抵牾，又沒有“基礎條件”做支撐

泰國政治亂象隻不過是眾多國家西式民主水土不服的一個案例而已。自1932年實行君主立憲制，泰國共發生大小軍事政變19次﹔1992年民主化以來，軍事政變依然是家常便飯，2006年推翻他信政權，此次又推翻他信的妹妹英拉政權。泰國周期性動蕩的原因很簡單，選舉式民主在泰國既與其歷史文化傳統即達爾所說的“背景條件”相抵牾，又沒有達爾所說的“基礎條件”做支撐，結果民主政治在泰國必然是一種難以自我運行的制度。

泰國政治的“背景條件”是什麼呢？一句話，就是王室—軍事集團組成的保皇派政治聯盟，二者彼此需要，互為條件，形成了一個長達80年的生命共同體。泰國的現代政治起始於1932年軍事政變所實行的虛位君主立憲制。此后在長達30多年的時間裡，國王在政治上都靠邊站。但是，隨著城市中產階級的興起和人民政治權利意識的提升，軍人政權越來越扛不住民眾政治參與的要求，於是軍人在1960年代把國王推向前台，並在刑法中規定“冒犯君主罪”，使得國王從此享有至高無上的威嚴和政治地位。在1992年泰國民主化過程中，普密蓬國王又成功地調和了示威民眾和軍方之間的沖突，國王作為政治穩定器的作用進一步突顯。但是國王的地位離不開軍隊的守護，而保証軍人利益自然也就成為國王的優先議程。

也就是說，泰國這樣的“背景條件”為以平等化為核心特征的選舉式民主設置了一個前提，即王室—軍人聯盟凌駕在民選政府之上。在2006年推翻他信政府以后，2007年的憲法又廢除了參議院選舉，改為由國王和軍隊直接任命參議員﹔而參議院又任命總檢察長及其屬下的憲法法院。這樣，民選政府頭上又有了第二道緊箍咒，結果一個又一個民選政府被所謂的憲法法院判定違憲，2008年判決沙瑪總理上電視表演廚藝違憲，2014年判決英拉總理任命自己的內閣成員違憲。

(責編：鄒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