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文稿：西方世界的民主“亂象”

冷戰后的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以勝利者的姿態，在世界范圍內推行所謂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20多年過去了，民主輸出的成績單乏善可陳。2012年，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著名國際問題專家布熱津斯基在答記者問時認為：“民主是否還能繁榮，這還真是一個問題。”最近，英國《經濟學人》周刊發表《西方民主病在哪兒？》一文，指出“全球范圍內的民主進程已近停滯，甚至有倒退的可能”，此番表態在西方媒體中振聾發聵，從而引發熱議和爭論。現實的背景則是萬眾矚目的“阿拉伯之春”變成了“阿拉伯之冬”，茉莉花革命大步邁進歐洲，不僅烏克蘭、土耳其等歐洲邊緣國家發生動蕩，在英法等老牌“民主”國家也先后發生大規模騷亂。埃及、泰國、烏克蘭等地的局勢使西方鼓吹的“投票民主”騎虎難下，美國大使在利比亞被“民主化”后的民眾殺死……每一次“美好”願望都遭遇了現實的冰冷反饋，讓西式民主的推廣連連受挫。

一、違法行賄拉票成為常態

考察西方選舉制度的歷史和現實，不難發現近六、七十年來，雖然普選權日益擴大，但投票率一直不高。以美國總統選舉為例，這麼多年平均投票率大約是55%，當選總統一般得到大約50%多一點的選票，奧巴馬上次當選得了53%左右的選票。55%的選民投票，當選者隻得到50%的選票，這意味著當選者隻獲得了27%左右選民的支持。也就是說，美國總統就是在這27%左右的選民支持下選出來的。一位英國觀察者曾質疑，一個僅僅得到這些選票的政黨卻擁有政府的全部權力，這一體制的合法性何在？現今，按照選票多少來排定座次的西方民主規則已發展到極致，政黨政治完全成了選舉政治，由議會形式來支撐的民主也就成了選票民主。各個政黨奉行“選票至上”，由此被選票綁架，選票成為政客們“登基坐殿”的敲門磚。為了多拉選票，他們會在每次大選中使盡渾身解數來迎合選民，使違法行賄拉票成為常態。

印度已實行西式民主60多年，號稱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然而，這種西式民主制度為什麼不能幫助印度經濟發展？不能有效地監督官員？不能盡快地減少貧困人口？最近的一篇報道作出了回答：“今年4月7日，印度人民院、即議會下院選舉拉開帷幕。選民辛格盼望這一天已經5年了，因為選舉意味著這位在首都新德裡街頭拉黃包車謀生的車夫不僅有望享受一頓大餐，而且還可能獲得一筆外快。”從3月5日公布選舉日程以來，在全國范圍內已查獲用於違法拉票的270萬升酒和折合3250萬美元的現金。因為在這個近7成人口日均收入不足2美元的國家，這種拉票方式立竿見影。它所反映的正是西式選舉制度的本質，也是多少年來西方世界力圖掩蓋的事實。

近年來，一些國家大選都發生計票爭議，有些地方還為此陷入騷亂。其后遺症對社會危害十分嚴重，甚至使一些發展中國家長期處於動亂狀態，使人民難以擺脫貧困線。

二、代議制度發生結構性失衡

去年，為了不給奧巴馬醫改法案出資並推遲實施這一法案，眾議院內的共和黨人不惜讓政府關門。美國是唯一沒有全民醫保的發達國家。據美國人口調查局統計，截至2010年美國人中的16.3%（約4990萬人）沒有醫療保險，這些人如果去醫院接受治療，將自己支付全部費用，而他們大多是窮人。奧巴馬的醫改對象就包括這些群體。然而，醫改成本的很大一部分將由保險公司、雇主等強勢利益團體承擔，使地方財政負擔加重，從而引發26個州告到最高法院，並要求全盤廢除醫改方案。

由於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在這場交鋒中針尖對麥芒，導致預算案遲遲得不到通過，聯邦政府的非核心部門隻能重蹈17年前關門的覆轍。這是1977年以來，美國聯邦政府因國會不給撥款第18次關門。從中可以看到，當前美國政治文化三個結構性特征都出了問題：第一，強調通過司法和立法機構包括兩大政黨去制約政府，造成由立法部門去解決行政事務而政府運作缺乏連貫性和效率低下的局面﹔第二，利益集團和游說團體的影響在增加，不僅扭曲了民主的進程，也侵蝕了政府有效運作的能力﹔第三，立法機構分成了勢均力敵的參眾兩院，每一院又被不同的政黨掌控，為在國家層面上按照多數派的意願行事設置了進一步的障礙。即使美國的車輪已經走到“財政懸崖”邊上，兩黨議員和總統還在打口水戰，這種劣質化的政黨競爭和三權制衡最后導致的結果，便是形成了“否決政體”的格局。

最近，美國政治學家福山指出，美國政府的癱瘓是政黨的兩極化以及權力的極度分散導致的結果，但也表明了美國政治中一些恆久不變的真理，即備受推崇的制衡制度可以被看成是一種“否決政體”。在他看來，這個制度就是為了授權給少數人阻止多數人而設計的。同時，這種制衡使一種旨在防止當政者集中過多權力的制度，變成了一個誰都無法集中足夠權力從而作出重要決定的制度。福山提醒說，不能忽視的是，我們“成立政府也是為了發揮作用和作出決斷”。

三、金錢是“游戲民主”的母乳

西方一直宣揚資本主義民主是神聖的、平等的，程序是公正的。實際上，西式民主常常被金錢、財團、媒體和既得利益集團所操縱，並演變成了一種“富人的游戲”和“錢袋的民主”，即把民主等同於競選，把競選等同於政治營銷，把政治營銷等同於拼政治獻金、拼選舉謀略、拼造勢作秀。

在美國，誰要想在大選中獲勝，他就需要有大量的金錢作為支撐，說這種選舉實際是一場金融寡頭之間的拼搏一點不假，美國總統也幾乎成了富豪們的“專利”。美國最高法院認可，企業有權利用雄厚的經濟實力來支持有利於它經營的候選人及其政策，同時也可以抵制有損其商業利益的政策和候選人，2010年最高法院又判定企業的選舉獻金可不設上限。這就為“權錢政治”開了方便之門，選舉成了比候選人背后利益集團實力的政治游戲，競選經費也因此不斷創造新的紀錄。美國大選1980年花費1.62億美元﹔到1988年翻了一番，達到3.24億美元﹔2000年又猛增到5.29億美元﹔2004年再創新高，達到8.81億美元﹔而2008年美國大選又足足花掉了24億美元﹔據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稱，2012年美國總統和國會選舉總花費達70億美元，創選舉史之最。美聯社曾做過一次數據分析，表明1999年競選獲勝當選的81%的參議員和96%的眾議員，他們的花費均超過了競爭對手。這就表明，美國民主是靠資本的“母乳”喂養的，金錢是駕馭競選的“潤滑劑”，而權力已被獻金最高的資本集團所掌控。有專家指出，“隻要在聯邦大選委員會那裡查一下籌集資金的賬戶，就可以在大選之前就知道大選的最終結果”，真是一語中的！歷史學家作過統計，從1860年到2008年歷次大選中，競選經費佔優的一方幾乎都獲得了勝利，例如2008年奧巴馬和麥凱恩對決時，民主黨籌得6.41億美元，而共和黨隻籌得3億美元，結果自然是奧巴馬勝出，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這就是說，誰的資本雄厚，誰當選的幾率就高，這已成為一條鐵律。

對於捐款的大財團來說，選舉過程就是投資過程，而投資是需要回報的，最直接的就是按政治獻金多少，把大小官位分配給各大財團。當然，西方政客與資本寡頭之間的交易有時需要顯得公正，於是便通過一種特殊的利益輸出通道來實現，即利益集團影響政治人物，政治人物制定出偏向利益集團的公共政策，最終謀求各自利益的實現。同時，議會運作機制也是為方便議員報恩設計的，有關法案要進入議會程序，首先要經過議院的常設委員會，而那批人不是經過選舉而是根據各政黨及其背后大財團的實力推薦的，自然有利於寡頭、精英特殊利益偏好的法案會優先得到審議和通過，而有利於人民大眾的法案往往會被無限期地推延。

可見，被夸得天花亂墜的美國總統大選，其背后隱藏的卻是政治獻金和回饋資助人的“政治分贓”和權錢交易。這種“金錢選舉”的常態化，無疑消磨著美國民主的理性，從而給政府運作埋下了巨大的隱患。

愛因斯坦曾經在《為什麼要社會主義？》一文中寫道：“私人資本趨向於集中到少數人的手裡……這樣發展的結果，造成私人資本的寡頭政治，它的巨大權力甚至連民主組織起來的國家也無法有效地加以控制。事實的確如此，因為立法機構的成員是由政黨選出的，而這些政黨要不是大部分經費是由私人資本家提供的，也是在其他方面受他們影響的，他們實際上就把立法機構和選民隔離開來了。結果是，人民的代表事實上不能保護人民中無特權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此外，在目前的條件下，私人資本家還必然直接或間接地控制著情報和知識的主要來源（報紙、電視廣播、教育）。因此，一個公民要得出客觀的結論，並且理智地運用他的政治權利，那是極其困難的，在大多數場合下，實在也完全不可能。”（《愛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272頁）實踐証明，這位大物理學家對“私人資本的寡頭政治”的揭示是深刻而到位的。

四、民主輸出引發社會動蕩

擴張和輸出，是西式民主對外的存在形式。在傳播西式民主的過程中，西方大國發揮了主導作用。1990年3月，布什總統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提出，美國90年代的主要目標之一是在全球“扶植政治自由、人權和民主制度”，要把民主趨勢擴展到整個非洲大陸。在此基礎上，美國政府宣布對非洲國家援助要以他們“實行多黨民主”為前提，即無一例外地將援助與民主挂鉤，以此要挾非洲國家。比如美國免除了加納、坦桑尼亞等表示要進行民主化的8個國家共4.19億美元的債務，而對“違抗”的肯尼亞則讓世界銀行中斷對其貸款和援助。美國為促進民主輸出戰略的實施，1990—2003年間投入的“民主項目”資金就增長了5倍以上。法國在非洲民主化浪潮中也扮演了獨特的角色。1990年法國總統密特朗在第16屆法非首腦會議上，強調民主是普遍的原則，明確宣布法國對非援助要同非洲國家的民主化挂鉤，強調其提供援助的多少將取決於受援國民主化和尊重人權的程度。此外，英、德等其他幾乎所有西方發達國家都通過政治和經濟手段，迫使非洲接受西方的政治模式和價值觀念。

看看今天的非洲，特別是實行西式民主的突尼斯、埃及等國家，政局動蕩不堪，沖突戰亂不斷，普通民眾連最基本的社會穩定和物質生活都無法保証，何談自由與民主。可以說，“民主化”在這些國家一定程度上成了社會無序的代名詞。

如果說美國對中東的民主輸出是打著“人道主義干涉”的旗號、以戰爭的方式開場的，那麼在東歐和中亞的民主輸出則是以“顏色革命”方式推動的，從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烏克蘭的“橙色革命”、吉爾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以及中東和北非一些國家相繼爆發的“茉莉花革命”來看，背后都有西方勢力的推手。然而，這些“顏色革命”所帶來的是政權更替和社會動亂。“橙色革命”前的烏克蘭經濟以5%的速度增長，而“革命”后的2009年經濟萎縮了15%。陷入“周期性”政治動蕩的烏克蘭，黨派林立和政治紛爭導致每次選舉都危機重重，獨立20多年竟然有近20位總理輪流當政，總統、總理變化如走馬燈,政治清算不斷,社會經濟發展陷入停滯。按照不變價格計算，烏克蘭2012年國內生產總值僅相當於1990年的69.5%，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相當於1990年的81.1%。今年以來，西方又公開支持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游行，民選總統亞努科維奇被迫逃往俄羅斯，東部多個城市成了血腥的戰場。

近年來全球民主衰退的趨勢在非西方地區越發明顯，許多引進西方價值觀和政治制度的發展中國家非但未能促進本國的經濟發展、政治穩定和社會進步，反而造成政黨林立、政局動蕩和社會分裂的局面，大量緊迫的國計民生問題也往往因政治紛爭被擱置一邊，多國已被推入“民主陷阱”。所以，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認識到，民主是一國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而且與本國歷史文化傳統密切相關，外部強加的輸入型民主往往“水土不服”。新加坡國立大學鄭永年指出，在很多發展中國家，民主政治出現了問題，主要是激進民主化所致。那裡的民主要麼是由外力促成，如通過西方殖民主義或者其他輸出形式，要麼就是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精英不管本地的社會經濟和制度條件，盲目引進民主制度。不久前，德國歷史學家施蒂默爾指出，自冷戰結束后，西方就缺少了組織原則和整理房間的動力，美國“政府關門”導致公共生活癱瘓等，表明民主所需的基本共識已然終結﹔現在西方民主都在枯萎，已成為“過時貨”。

(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