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俠客島】我們今天為什麼紀念甲午？

在中日甲午海戰爆發120周年之際，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韓毓海專門為俠客島撰寫文章，從120年前的日軍突襲開始，聯想到今日的中國夢。

1894年7月25日，懸挂英國旗的日本海軍在朝鮮豐島海面，突然襲擊清政府北洋水師的“濟遠”和“廣乙”號，並擊沉運兵船“高升”號，不宣而戰，揭開了“甲午戰爭”的序幕。

甲午戰爭是日本妄圖滅亡中國、宰割亞洲並統治世界的瘋狂戰略的重要步驟，它成為壓倒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的稻草。在強敵的步步緊逼下，處在水深火熱中的中國人民，不屈不撓地摸索著救亡圖存的道路，一直到1945年，歷盡艱辛奔走呼號、流血犧牲，億萬中華兒女以血肉鑄成了新的長城，終於以偉大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並在抗戰勝利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富強、民主、文明的新中國，開始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在甲午戰爭爆發一百二十周年的今天，我們清醒地注意到：少數軍國主義余孽和右翼分子，不但沒有從二戰失敗中汲取深刻教訓，而是繼續走上了玩火自焚的危險道路，繼“國有化釣魚島”之后，日本當局架空了和平憲法，解禁了集體自衛權，接下來可以想見的便是征兵備戰。如果聽任開歷史倒車的右翼政客謀劃得逞，聽任日本成為新的戰爭機器，聽任日本這架戰爭機器重新開動，那麼，亞洲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進程就會受到嚴重威脅。

甲午戰爭一百二十年過去了，雖然國際秩序的基本框架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中日之間的力量對比已經發生了根本反轉，但是，我們同樣清醒地認識到：日本軍國主義的基本政治結構並沒有得到徹底清算，這成為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的國內政治基礎﹔同時，“世界霸主”把日本豢養成鷹犬，將其培養成制約亞洲和世界團結的“棋子”的一貫伎倆也沒有改變，而這一點則構成了日本不斷右傾化的外部條件。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帝國主義總是希望通過發動戰爭來轉嫁自身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而這條基本原理對當今世界依然適用。因此，隻有發展中國家、新興經濟體和政治體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並與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做毫不妥協的斗爭，才能保衛來之不易的世界和平發展的歷史大趨勢。

殷憂啟聖，多難興邦。甲午戰爭是中華民族近代苦難史的一環，同時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程中須臾難忘的戰敗。正是近代以來淚流成海，血流成河的苦難經歷，使我們的人民終於認識到一個簡單的道理，擁有五千年燦爛文明的中國，之所以會被日本這樣的蕞爾小國擊敗，就是因為我們的國家組織能力不足以及因之而產生的戰斗能力不足，而要使中華民族在敵人的炮火和屠刀面前站起來，就必須重造我們的國家與社會，並在新的社會組織的基礎上，形成萬眾一心的民族凝聚力和核心價值觀，以此結束“一盤散沙”那樣一種悲慘的狀態。

反思歷史，我們清醒地認識到，中國與日本的基本社會結構是不同的，日本社會的主體是好戰的封建武士集團，近代以來，這個武士集團通過“明治維新”綁架了日本國家和人民，福澤諭吉在他的《勸學篇》中聲稱：日本國民的“首要義務”是服從國法，而所謂“國法”的核心就是征兵法。但與日本不同，長期以來，中國封建王朝卻是以士大夫階級為主體組織起來的，士大夫階級的主要缺點是：作為文人，他們的學問脫離軍事、經濟、財政和司法，作為精英，他們的生活脫離廣大人民群眾，作為古老文明的代言人，他們在思想上固步自封，而對國情和世情缺乏精確的把握和警覺的分析。歷史告訴我們，要變革中國，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就必須改造中國社會的領導力量，以徹底改造那個軟弱無力的士大夫階級。

毛澤東曾經說過，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帶領中國人民戰勝國內外強大的敵人，當家作主站起來，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這主要的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的面目就煥然一新了。毛澤東所說的三大作風，就是我們民族、我們國家、我們軍隊和我們黨的魂，這就是我們從苦難走向輝煌，從屈辱走向勝利的法寶。隻要我們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和發揚這個法寶，就一定能夠通過新的、不同形式的偉大斗爭，穩步達到我們偉大的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文/韓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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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