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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務運動、甲午戰爭與中國早期現代化的頓挫

2014-07-26 09:42:00|來源:海外網|字號:

  鴉片一役,驚醒了有識之士的天朝夢。遇“千年未有之強敵”、處“數千年未有之變局”的中國,出路何在?“師夷長技以制夷”!借西洋堅船利炮挽天朝危局的呼聲,與中外相安、十年無事的暫時穩定,匯成了19世紀后半期中國改革與發展的契機。洋務運動成為中國早期現代化的起點。甲午戰爭是對長達30年的洋務運動所做的一次總檢驗,但結果表明,不僅自強求富的目標遠未達到,而且東亞格局發生了根本改變,中國早期現代化遭受了嚴重挫折。在甲午戰爭過去120周年的今天,回望中國早期現代化的歷程,反思甲午戰爭對中國早期現代化及東亞格局的影響,顯然是有深刻意義的。

  一、早期現代化機遇的到來

  在1840年的中英鴉片戰爭中,素來不為大清帝國正視的“英夷”竟然擊敗了清軍,並迫使清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鴉片戰爭的慘敗和城下求和的恥辱,極大地震撼著“天朝上國”的有識之士。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著名口號。在他看來,西方“蠻夷”的長技就是“堅船利炮”,故中國必須向西方學習,才能夠生存下去。此時的清政府具有相當強大的經濟實力和政治自主性,如果能夠從空前未有的鴉片戰爭的恥辱中總結教訓,採取自主開放的政策,自覺地引進西方物質層面的新科技,改革軍備,是完全不至於像后來那樣被動的。但戰敗的大清皇朝在其統治危機剛剛渡過、略一清醒之后,便重新昏睡過去。《海國圖志》被束之高閣,並未在社會上產生太大的實際影響,僅僅為近代中國留下了一份寶貴的思想資料而已。

  西方在飛速發展,而中國仍在原地徘徊。西方列強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壓力和清政府不思改革的“守成”思想,終於激化了中國內部的各種矛盾,引發了一場長達14年之久的內戰——太平天國戰爭。而西方列強趁機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迫使清政府簽訂更加屈辱的《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在農民戰爭和西方列強的雙重打擊下,大清皇朝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受到了嚴重削弱,綜合國力急劇下降,面臨著更加急迫的統治危機。

  天朝上國的君臣們再次被西方列強隆隆的炮聲驚醒。清政府文武大臣中的有識之士如曾國藩、李鴻章等人都意識到:中國正處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面對著亙古未對之強敵,中國再也不能不思改革了。這樣,在19世紀60年代,“師夷長技以制夷”成為朝野有識之士的共同呼聲﹔“制器”、辦“洋務”成為一種時代的潮流。經過鴉片戰后20年的醞釀,中國總算開始啟動了一場現代化運動。1861年初,恭親王奕等人上奏清政府,成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一場尋求自強的洋務運動悄悄拉開了序幕。這場洋務運動盡管來得稍顯遲緩和艱難,但畢竟順應了當時世界發展的潮流。

  在洋務派官僚主持下,開始譯洋書,興洋學,建工廠,筑鐵路,開礦山,煉鋼鐵,這是一場在繼承中國封建官辦工業傳統基礎上開始的、從重工業起步的近代工業化道路。正是在洋務派主持下,洋務運動逐漸推進。中國擁有了第一批機器生產的兵工廠、造船廠、紡織廠、鋼鐵廠和煤礦、鐵礦場,創辦了第一家輪船公司,鋪設了第一條鐵路,架設了第一條電線,建立了第一支海軍艦隊,開設了第一批外語、科技學校,派遣了第一批留美、留歐學生,翻譯了第一批科技書籍,出現了中國近代第一代科技人才,造就了中國第一代產業工人,並通過“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等形式,產生了第一批從地主、官僚、買辦商人轉化來的近代民族資產階級。 “自強”、“求富”的洋務運動,為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必要條件,使中國開始自覺地向世界資本主義軌道上靠攏,啟動了中國早期近代化。

  二、機遇是這樣喪失的

  今天,當我們回顧洋務運動這段歷史時會發現,歷史給予了中國一次難得的發展機遇,中國有識之士也確實意識到要抓住機遇,使中國步入現代化的軌道,使中國因此強盛起來。但它卻無可奈何地失敗了,並且失敗得如此之慘,原因何在?

  將中國的洋務運動與同時期日本的明治維新作一簡要比較,更會感到失去這次機遇的嚴重性,同時也會探尋出中國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所在。中國和日本社會狀況基本相似,都是封建專制國家﹔經濟基礎相同,同樣是封建經濟佔主導地位﹔民族命運相同,同時遭到西方殖民勢力的侵略,面臨著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化的民族危機。當中國閉關自守的大門被西方列強的大炮轟開時,日本所執行的“鎖國”政策,也在西方列強炮艦威脅下被迫開放﹔中國發生了兩次鴉片戰爭,日本也發生了1863年英艦炮轟鹿兒島的戰爭,以及1864年英、法、美、荷四國聯合艦隊佔領下關地區的戰爭。西方侵略者強迫中國訂立了《南京條約》、《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等不平等條約時,也同樣強迫日本訂立了《神奈條約》、《安政條約》等不平等條約。這些條約在內容上也同樣是開放通商口岸、治外法權、租界制度、協定關稅制度、最惠國待遇等,也同樣嚴重地侵犯著日本的主權。

  可以肯定地說,日本的明治維新和中國的洋務運動就是在這樣一個類似的歷史條件下發生的。但中國的洋務運動失敗了,而日本的明治維新卻成功了。問題究竟出在哪裡?或許從比較明治維新與洋務運動內容上的差異中能夠找到答案。1868年4月,明治政府以日本天皇的名義宣布了《五條誓文》,宣布實施改革。它的主要精神是要破除封建體制,向西方學習資本主義。明治政府採取一系列破除封建制度、發展資本主義的改革措施,使日本迅速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

  中國的洋務運動,雖然沒有像日本明治政府那樣“下詔宣政”,發布“洋務”政綱,但洋務派啟動的洋務運動,實際上也有一個“辦洋務”的方針,這就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或許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在指導思想和採取內容上的分歧就在這裡,而這樣的分歧,正是導致兩種不同結果的原因所在。

  按照洋務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指導方針,辦洋務必須以恪守封建統治的傳統模式為前提,其宗旨是維護和鞏固封建專制統治。這樣的前提條件,就不可能像日本那樣,採取一系列破除封建制度的措施,更不敢觸動封建政治體制。洋務派所能辦的,只是局限於從西方引進一些先進的技術和設備,進行不徹底的經濟改革,始終不可能觸動封建主義的政治體制。即使在碰到腐朽政權的百般阻撓時,他們也只是低聲下氣地表示:“操天下政權仍在書吏,非外臣所能力爭也。”洋務派這種回避政治改革而舍本逐末的做法,實際上已經注定了必然失敗的命運。

  從中國現代化的總體格局看,洋務運動理應承擔的歷史任務是在中國前現代社會中引入並聚合現代性因素,實現現代化的最初啟動。如果僅僅賦予它這樣的歷史使命,那麼應該承認,洋務運動大體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盡管這一使命是在不知不覺之中,甚至是以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方式完成。然而,人們並非僅僅賦予它如此簡單的歷史使命,而是期望它能夠使中國一躍成為現代化的國家。從這方面看,洋務運動又遠未完成其歷史使命,反而使古老的民族又失去了一次經濟騰飛的機會。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遺憾,也是中華民族的不幸。

  洋務運動的主持人所看重的只是“洋器”,而且首先是軍器。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就是要用洋器來維護中國的封建制度。因此,洋務運動時期的現代化運動僅局限在器物層面上,沒有認識到,鴉片戰爭的結局表明中國在近代已遠遠落后於西方,任何片面的或局部的改革都不可能根本解決問題,必須確定總體的改革方向,必須進行政治制度的變革,以資本主義現代化作為改革的最終目標。由於洋務派無法達到這樣的認識水平,這就與幾乎同時進行的日本明治維新在改革指導思想和方針上存在根本性的差別。這樣的差異,決定了各自不同的歷史命運。

  正因洋務運動的指導方針是“中體西用”,故導致了一系列嚴重問題。如對整個引進既沒有全面認識,又缺乏通盤考慮,使整個引進充滿著盲目性,如引進項目不做調查研究和論証,單憑主觀想象,結果無端耗費了巨量資金等。

  三、東亞格局的根本改變

  19世紀中期以后的西方和中國,先后興起了此起彼伏的改革浪潮。維新變法與西方的改革都屬於同一潮流中的共生現象。然而,西方改革大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1867年的英國議會改革,使工商業和金融資產階級在政府權力中佔據絕對優勢。1860年普魯士農業資本主義改革的完成,使它在德意志聯邦最先強大起來,並完成了統一德意志的任務,一躍而成為歐洲大陸的第一強國。1865年美國廢除南部種植園制度,摧毀了黑奴制,結束了南部受英國控制的殖民地經濟,成為美國歷史發展的轉折點。至於沙皇俄國,在改革前同中國差不多,同屬於落后的封建專制國家,1861年俄國實行了廢除農奴制的改革,國家很快強大起來。

  甲午戰爭是對長達30年的洋務運動所做的一次總檢驗。結果表明“自強”、“求富”的目標遠未達到。甲午戰爭的失敗,標志著洋務運動的夭折﹔而甲午戰敗和洋務運動的夭折,標志著中國早期現代化的一次巨大挫折。

  甲午戰爭為什麼中國會戰敗?是軍隊數量不如對方?不是。中國軍隊遠超過日軍﹔是中國的武器裝備不如日軍?不是。北洋海軍的實力,在亞洲是一流的,陸軍裝備絲毫不比日本差﹔是中國軍人不勇敢嗎?也不全是。左寶貴、鄧世昌等愛國將士的英勇氣概,不僅令國人敬慕,也令日本軍人膽顫。問題就出在政治體制和軍事體制上。指揮混亂,軍無斗志,消極避戰,是軍事體制的問題,而在軍事體制的背后,是政治和經濟體制的問題。九連城之戰最能說明這一點。

  上世紀30年代,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大綱》中總結甲午戰敗及洋務運動失敗的教訓時,說過這樣一段話:“在19世紀以前,與我民族競爭的都是文化不及我,基本勢力不及我的外族。到了19世紀,與我抗衡的是幾個以科學、機械及民族主義立國的列強。我們在道光間雖受了重大的打擊,我們仍舊不覺悟,不承認國家及民族的危險,因此不圖改革,枉費了民族二十年的光陰。直到受了英、法聯軍及太平天國的痛苦,然后同治初年由奕、文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領導的自強運動。這個運動就是我國近代史上第一個應付大變局的救國救民族的方案。簡單地說,這個方案是要學習運用及制造西洋的軍器來對付西洋人。這是一個不徹底的方案,后來又是不徹底的實行。為什麼不徹底呢?一則因為提案者對於西洋文化的認識根本有限,二則因為同治、光緒年間的政治制度及時代精神不容許自強運動的領袖們前進。同時代的日本採取了同一路線,但是日本的方案比我們的更徹底。日本不僅接受了西洋的科學和機械,而且接受了西洋的民族精神及政治制度的一部分。甲午之戰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戰勝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國。”

  “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戰勝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國”,這是多麼深刻的教訓!既然如此,中國的出路便隻有一條:高度西洋化,加速近代化。要想加速西洋化、近代化,那就是要像日本那樣,在政治體制上著手建立君主立憲政體。洋務運動失敗的事實証明,枝節的改革不能救中國。甲午戰爭后西方列強妄圖瓜分中國的嚴重危機,進一步刺激了人們尋求新的救國方案。於是,維新思想得到迅速發展,並在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的推動下,掀起了維新變法的高潮。

  甲午戰敗對東亞格局及中國現代化歷程影響巨大。甲午戰敗不僅標志著長達30年的洋務運動的夭折,而且極大削弱了中國現代化進一步發展的物質基礎。北洋艦隊和大型企業的建立曾受到當時世界列強的矚目,尤其是亞洲最大的鋼鐵企業——漢陽鐵廠建成時,西方稱之為比強兵勁旅更為可慮的“黃禍”。但因甲午戰敗后清政府財政拮據,這種大規模的建設基本停止了。僅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甲午戰敗和洋務運動的夭折,是中國早期現代化的一次重大挫折,中國現代化賴以發展的物質基礎更為薄弱。同時,甲午戰敗拉大了中國與日本之間的差距,使日本第一次在綜合國力上全面超過了中國,根本改變了東亞的政治格局。日本不僅成為東亞第一強國,而且加入到瘋狂侵略中國的世界列強陣營中,中國早期現代化的國際形勢急劇惡化,中華民族面臨的亡國滅種危機更加嚴峻。  

  (作者左玉河為河南大學黃河學者、近代中國研究所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責編:牛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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