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鋼：鄧小平讓時代多了一個主題【2】

1982年8月14日，李先念、鄧小平、陳雲在北京

李先念（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最先提出中國需要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大命題。1978年9月9日，他在國務院務虛會議上首次提出經濟體制改革命題。他指出，我們要改革一切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不適應經濟基礎要求的上層建筑。[11]這次會議成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發端，李先念的講話是我國經濟改革的前奏，也是具有標志性的歷史文獻。

9月16日，鄧小平指出，這場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變目前落后的生產力，就必然要在多方面改變生產關系，改變上層建筑，改變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國家對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使之適應於現代化大經濟的需要。各條戰線不僅需要進行技術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進行制度上、組織上的重大改革。進行這些改革，是全國人民長遠利益所在，否則我們不能擺脫目前生產技術和生產管理的落后狀態。[12]

李先念、鄧小平的核心觀點正式寫入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之中。

1979年2月22日，李先念講，他同陳雲同志談，他們一致同意，在計劃經濟前提下，搞點市場經濟作為補充。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是個補充，不是小補充，是大補充。國內要競爭一下，不管東西好壞。[13]

3月8日，陳雲提出“以計劃經濟為主，以市場調節為輔”的重要思想，即整個社會主義時期的經濟必須有兩部分，一為計劃經濟部分，二為市場調節部分﹔而且，在今后的經濟體制改革中，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部分不是此漲彼消的關系，而是都相應地增加。[14]這表明，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內部人改革”而不是“外部人改革”，是“局部否定”而不是“全盤否定”，是“部分改革”而不是“推倒重來”。這是十分務實的做法。

在如何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上，中央高層內部存在不同觀點，主要源於對市場經濟知識的不同理解。對此，鄧小平於1979年11月26日提出了“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觀點。他認為，說市場經濟隻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隻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可以利用這種方法來發展社會生產力。[15]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並不排斥市場經濟，而且可以搞市場經濟，其目的是利用市場經濟發展中國社會生產力，擺脫貧困落后的面貌。這是一個重大的理論突破，但還不是黨內政治共識。

1981年11月至1982年1月，陳雲先后多次談“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問題。[16]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確定從1981年到20世紀末20年間中國經濟建設的戰略目標、戰略重點和戰略步驟。陳雲提出的“一要吃飯，二要建設”，“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等主張為大會報告採納，被確定為指導經濟建設的重要原則和經濟體制改革初期的目標模式。大會報告同時也明確提出，“我國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有計劃的生產和流通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主體”，“要貫徹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原則”。[17]

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商品經濟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實踐的深入，務實主義的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等並沒有停留在黨的十二大方針上，他們也會突破自己。不到兩年，在中央政治局討論十二屆三中全會究竟開什麼內容時，鄧小平說，最理想的是要搞一個改革的文件，十一屆三中全會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都起了很好的作用，這次三中全會能不能搞一個改革文件，這個文件將對全黨起到巨大的鼓舞作用。根據鄧小平的意見，中央成立由胡耀邦、趙紫陽、胡啟立、胡喬木、姚依林、田紀雲組成的文件起草領導小組，從1984年5月開始組織一些同志對文件的起草進行醞釀，先后找有關部門、有關省市的領導開座談會，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思路由此取得更大突破。

1984年9月，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向胡耀邦、鄧小平、李先念、陳雲四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建議，對中國的經濟體制作如下概括：第一，中國實行計劃經濟，不是市場經濟。第二，個體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輔助作用。第三，計劃經濟不等於指令性計劃為主。在當前和今后的相當長時間內，我們的方針是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擴大指導性計劃。第四，指導性計劃主要是用經濟手段來調解，指令性計劃也必須考慮經濟規律特別是價值規律的作用。社會主義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計劃要通過價值規律實現，要運用價值規律為計劃服務。“計劃第一，價值規律第二”這一表述並不確切，今后不宜繼續沿用。[18]

趙紫陽認為，明確以上四條，可以使中國的經濟體制既同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模式有所區別，又不與舊的模式（指計劃經濟模式）雷同。他認為中國式的計劃經濟，應該是自覺依據並運用價值規律的計劃經濟。趙紫陽的看法得到了四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同意，鄧小平認為這封信寫得很好，並提議在全黨范圍內傳達。這表明，當時黨內最高層的政治共識仍然是“計劃經濟”，而不是“市場經濟”，但是他們在力圖尋找第三條道路，即“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這成為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渡形式。

同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要發展“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堅持多種經濟形式和經營方式的共同發展，是我們長期的方針”，還首次明確把對外開放作為長期的基本國策，作為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措施。[19]

這一《決定》按照有計劃商品經濟改革目標對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作出決策和部署，標志著中國全面和系統地推進經濟體制改革，以農村改革為重點轉向以城市改革為重點﹔同時也標志著中國領導人關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理念、理論以及目標模式有了重大的突破。鄧小平評價道：這個決定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20]陳雲也對此表態，這個決定是非常重要的，是一個很好的文件。[21]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隨著領導人“實事求是、解放思想”，觀念發生了重大變化，並逐漸形成政治共識之后不斷前進的。這一結果直接改變了改革初期堅持和完善計劃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模式，也為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提供了一個中間過渡模式。

(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