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鋼：鄧小平讓時代多了一個主題【4】

注：

[1]《劉少奇論合作社經濟》，192頁，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

[2]劉少奇：《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1956年9月15日，《劉少奇選集》，下卷，23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莫裡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文3版，中文版，399頁，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

[4]陳雲：《大計劃，小自由》（1956年9月11日），《陳雲文集》，第三卷，103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5]黨的八大《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指出：在商業方面，由於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基本完成，在我國已經形成了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為了適合於新的經濟情況和人民的需要，這種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應當以國家市場為主體，同時附有在一定范圍內的國家領導下的自由市場，作為國家市場的補充。為此，必須採取相應的措施，改進購銷關系和市場管理辦法，並且合理地調整物價，以利於商品流通的擴大和工農業生產的發展。見《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1956年9月27日）。

[6]1981年，時任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認為，陳雲的觀點對“當前的（經濟）改革仍然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趙紫陽：《當前的經濟形勢和今后經濟建設的方針》（1981年11月30日，12月1日），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第102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7]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1958年11月9日、10日），見《毛澤東文集》，第七卷，43743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王輝：《漸進革命：震蕩世界的中國改革之路》，中文版，25頁，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1998。

[9]《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84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0]李先念編寫組：《李先念傳（1949-1992）》（上），301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

[11]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議上的講話》，1978年9月9日，《李先念文選（1935-1988）》，33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2]鄧小平：《工人階級要為實現四個現代化作出優異貢獻》（1978年10月11日），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4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一九○五－一九九五）》（下卷），236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陳群主編：《陳雲傳》（下），238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15]鄧小平：《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1979年11曰26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23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陳群主編：《陳雲傳》，1637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17]胡耀邦在黨的十二大報告指出，我國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有計劃的生產和流通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主體。同時，允許對於部分產品的生產和流通不作計劃，由市場調節。這一部分是有計劃生產和流通的補充，是從屬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有益的。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居於主導地位。在農村和城市，都要鼓勵勞動者個體經濟在國家規定的范圍內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適當發展，作為公有制經濟的必要的、有益的補充。要貫徹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原則。正確貫徹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為輔的原則，是經濟體制改革中的一個根本性問題。我們要正確劃分指令性計劃、指導性計劃和市場調節各自的范圍和界限，在保持物價基本穩定的前提下有步驟地改革價格體系和價格管理辦法，改革勞動制度和工資制度，建立起符合我國情況的經濟管理體制，以保証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胡耀邦：《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見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20-2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8]趙紫陽：《關於經濟體制改革中三個問題的意見》（1984年9月9日），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53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9]《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1984年10月20日通過），來源：人民網。

[20]鄧小平：《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84年10月22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8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一九○五－一九九五）》（下卷），363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22]鄧小平：《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存在根本矛盾》（1985年10月23日），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48-15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1090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23]《吳敬璉：談經濟學與中國經濟的崛起》，載《中國改革》，2011年8月16日。

[24]田紀雲：《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488頁，北京，新華出版社，2009。

[25]鄧小平：《計劃和市場都是發展生產力的方法》（1987年2月6日），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20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6]高尚全：《30年改革開放：一個解放思想的過程》，1-4頁，載《改革內參》，2008（6）。

[27]趙紫陽：《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87年10月25日），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26-2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8]直到1993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特別是財政體制改革才從封閉式轉向開放式，通過開放式的學習、借鑒、比較、分享國際經驗，首次引入國際通行的中央與地方分稅制。

[29]《中國改革與發展報告》專家組：《制度的障礙與供給——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問題研究》，594頁，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1。

[30]資料來源：《中國物價年鑒（1991）》，466頁，北京，中國物價出版社，1991﹔田源、喬剛，《中國價格改革研究1984－1990》，203頁，北京，電子出版社，1991﹔Barry Naughton, 1995,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4.

[31]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37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