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鋼：鄧小平讓時代多了一個主題【3】

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印發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文本

從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十二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繼續朝著更加深入的方向發展。1985年10月23日，鄧小平會見美國高級企業家代表團，在回答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制度之間的矛盾的問題時他指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存在根本矛盾。問題是用什麼方法才能更有力地發展社會生產力。我們過去一直搞計劃經濟，但多年的實踐証明，在某種意義上說，隻搞計劃經濟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把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起來，就更能解放生產力，加速經濟發展。[22]這是對“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重大修正，也是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前進了一步。

1986年4月，國務院成立以田紀雲副總理為首的“經濟體制改革領導小組”。領導小組下設由來自國務院各部門官員和經濟學家組成的、負責改革方案設計的“方案辦”，后者在8月提交了《1987年經濟體制改革實施方案》。[23]12月19日，姚依林、田紀雲向鄧小平匯報經濟形勢和經濟體制改革問題。鄧小平講，改革要過幾關？我講了“過五關斬六將”，但究竟要走幾步？去年（指1985年）走了一大步，今后還要走幾步，花多少時間？[24]

1987年2月，鄧小平和趙紫陽、楊尚昆、萬裡、薄一波等談到十三大的籌備和十三大報告起草工作時說：“為什麼一談市場就是資本主義，隻有計劃才是社會主義？計劃和市場作用是方法嘛，隻要對發展生產有好處就可以利用”，“我們以前是學蘇聯的，搞計劃經濟，后來又講以計劃經濟為主，現在不要再講這個了。”[25]根據鄧小平談話精神，十三大提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善於運用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這種形式和手段，把這種可能變為現實。”“利用市場調節絕不等於資本主義”，“以指令性計劃為主的直接管理方式，不能適應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要求”，“應當通過國家與企業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按照等價交換的原則來簽訂經濟合同等多種辦法，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的范圍”。[26]

黨的十三大報告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新的經濟運行機制，即“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機制。國家隻以宏觀控制經濟的手段如金融、財政進行宏觀調控，不直接參與企業微觀決策。報告還提出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把經營權真正交給企業。[27]可以看出，計劃和市場都成為發展經濟、調節經濟的手段。手段是服從於目的的，因此達到什麼目的更為重要。這裡我們再次看到鄧小平“貓論”的影子：它成為克服黨內傳統意識形態約束、思想解放、形成新的政治共識的基礎。黨的十三大報告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任務，特別是首次提出“加快建立和培育社會主義市場體系。”

在整個八十年代，鄧小平等通過實施經濟體制改革，真正解決了如何建立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的激勵機制問題。這是一個典型的自我學習、自我創新的封閉式的改革過程。[28]

改革從一開始就是選擇“依靠兩條腿走路”，表現為：一方面改革國有企業，增強活力，提高市場競爭力，在國計民生重大領域發揮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大力發展非國有經濟，到1992年非國有經濟在工業和建筑業已佔據“半壁江山”，在服務業已達到30%以上﹔[29]一方面縮小國家計劃價格范圍﹔另一方面擴大國家指導價格、市場價格范圍，到90年代初已經以市場價格調節為主﹔[30]一方面在國家計劃中縮小指令性計劃范圍，保留必要的行政手段﹔另一方面不斷擴大指導性和市場調節范圍，綜合運用多種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到90年代初已經形成“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新機制。這就為90年代初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奠定了基礎，不僅脫離計劃經濟體制，而且引入市場經濟機制。盡管這還是初步的探索，但是已經相當成功，積累性地發生了革命性結果。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實際上並沒有宏大的預先設計，而是“摸著石頭過河”，一步步鋪就了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軌道。1992年，黨的十四大正式提出了建立這一體制的目標。

經濟體制改革方法論：“兩隻手”總是優於“一隻手”

1992年初，鄧小平在“南巡”時再次談到計劃與市場、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問題。他說，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31]從這個意義上看，無論是計劃還是市場，都是發展的手段，而不是發展的目的，哪種手段更有利於發展就採用哪種手段。

后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踐表明，一個經濟體如同人體，有“兩隻手”總比有“一隻手”好，無論它是哪隻手。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一開始就不同於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經濟轉軌，簡單地從“一隻手（計劃）”轉向“另一隻手（市場）”，而是轉向了“兩隻手”，即混合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利用“兩隻手”的優勢，而且“兩隻手都要硬”。

需要說明的是，在改革初期的一段時間，有關改革理論的討論仍然是“封閉式”的，而不是“開放式”的。所謂封閉式的，是指改革的理論是對本國經驗的總結和本國錯誤路線的批判，改革試驗的模型和政策的選擇主要限於直接的經驗和直覺，包括歷史的經驗和歷史的記憶。更重要的是許多討論都是內部的、保密的，也加深了討論本身的封閉性。而所謂開放式的方法，主要是與外部交流，更多地參考和借鑒外部的信息、知識，與外部聯系、比較。特別是作為現代市場經濟的“后來者”，中國及其領導人需要了解成熟市場經濟的運作方式，既要借鑒他國成功經驗，也要吸取他國失敗教訓，少走別人的彎路，減少制度創新的學習成本。

在當今世界上從來就沒有所謂最好的制度，隻有最適合自己的制度，在國際競爭真正能夠制勝的制度。這表明，制度不是唯一的，而是多樣的﹔不是僵化的，而是變化的﹔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因此，改革也就成為了關鍵詞，通過不斷改革對內適合自己，對外適應國際競爭。在世界上，中國開創了改革時代，是由十幾億人一同創新，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更改變了歷史。時代的主題除了和平與發展之外，還有改革。

讓我們記住這一偉大的創意者：鄧小平。

（此文寫於2014年8月19日，應觀察者網之邀為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而作，楊竺鬆協助整理。）

(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