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鋼：鄧小平讓時代多了一個主題

鄧小平開啟了改革開放之路

中國改革的初期（至少在1992年黨的十四大之前），中國領導人和理論家並沒有能夠制定一個目標十分明確的改革藍圖，對改什麼、如何改並不十分清晰。這是因為中國社會本身十分錯綜復雜，中國改革過程充滿各種風險和極多極大的不確定性，並不像人們包括領導人所認為的那樣容易、簡單。

因此，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經歷了一個先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再擺脫計劃經濟體制，進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摸著石頭過河”，採用務實主義、漸進改革方式進行的過程。

不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線索還是如何認識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以及在現實中如何處理它們之間的關系。這既是一個不斷實踐檢驗正確與錯誤的過程，又是關於這方面國內外知識積累的過程，還是不斷形成政治共識的過程。前人為后人提供了經驗與教訓，后人也繼承和突破了前人的知識和理論。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背景

即使在計劃經濟時期，務實的中國領導人也不是完全照搬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在自主探索和不斷實踐中提出了極其重要的突破和大膽的創意。

劉少奇曾提出社會主義經濟計劃要有多樣性、靈活性。他說，“一方面自由市場可以補充當前我們社會主義經濟的不足，另一方面它可以幫助我們在經濟上搞多樣性和靈活性”，[1]“應當在統一的社會主義市場的一定范圍內，允許國家領導下的自由市場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發展，作為國家市場的補充。”[2]這一觀點，既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共識，更是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的首次創新。

陳雲是最早對前蘇聯式的計劃經濟模式提出“修正”或“補充”的領導人，他不僅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制定者之一，還是提倡用市場機制作為國家計劃的補充的倡導者。[3]1956年9月，當時主管經濟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陳雲就提出，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在國家計劃許可范圍內的自由生產是計劃生產的補充。資本主義國家是小計劃、大自由。我們要大計劃、小自由。個體經濟是集體所有制的補充。[4]這是對蘇聯計劃經濟模式是一個重大突破。十分可惜的是，盡管陳雲的經濟主張在黨的八大決議中被採用，[5]但在隨后的20多年中始終未能成為中共中央的主流思想，這使得中國改革和擺脫計劃經濟體制模式至少推遲了20多年。但他的主張給黨的領導人留下了歷史記憶，改革開放后，陳雲的經濟思想成為中共中央的主流思想。[6]

特別需要說明的是，毛澤東早在1958年就提出了“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問題。他說：“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麼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7]毛澤東的這些觀點已經講清楚了商品生產即商品經濟是客觀經濟法則，資本主義可以採用，社會主義也可以採用。

十分可惜的是，毛澤東的觀點沒有正式公開發表，也沒有將這一創新進行到底，並付諸實踐，但為他的戰友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等領導人留下歷史記憶，也成為后來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歷史來源。中國共產黨不只是一個長期執政黨，還是一個極其特殊的學習知識組織，可以集中全黨全國智慧，激勵全社會觀念創新和制度創新。任何改革創新都可能追溯到前人的改革創新，當然任何改革創新都有可能失敗，但仍會成為后人的財富，這符合“前人種樹、后人乘涼”的效果和邏輯。

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

在改革初期，中國領導人把“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經濟發展的失敗主要歸咎於前20年（1957-1977年）思想激進的“左”傾經濟戰略和政策，而不是計劃經濟體制本身的欠缺。因此經濟體制改革的最初目標是改革和完善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建立和實施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而不是用市場經濟體制來取代。[8]

1981年6月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並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們的任務是要根據我國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在每一個階段上創造出與之相適應和便於繼續前進的生產關系的具體形式。”[9]中國的經濟體制不是一套固定的模式，而是具有很大彈性和適應性，在改革的不同階段創新具體的體制形式。事實上，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實踐也是這樣不斷探索、不斷試錯、不斷適應的漸變和部分質變過程：第一步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框架下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第二步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第三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

中國的改革開放並不是外界或外部強加的，而是有內部改革型領導人自身根據內外部挑戰主動提出、主動發動、主動推動，因而她的改革是自我改革、自我完善，也是自我發展的。這種情況大大不同於其他經濟轉軌國家。

陳雲、鄧小平和李先念都曾是中國50年代計劃經濟體制的主要設計者和執行者，例如陳雲主持編制“一五”計劃綱要草案八人工作小組，鄧小平是成員之一，從1954年起李先念是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部長兼國務院第五辦公室主任，負責制定“一五”時期的財政計劃和籌集所需建設資金。[10]他們非常務實，也曾前后對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作過較為深刻的反省和批評，並提倡更大范圍地發揮市場作用。他們也是60年代初期經濟調整的主要倡導者和執行者，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大起大落及其后果有著刻骨銘心的歷史記憶。這些歷史經驗都成為他們發動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寶貴財富。

(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