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濟視角解讀“重病者被拒診”

因為身患膿血症，殘疾人楊紅玉被醫生建議流掉懷了5個多月的孩子,夫妻倆輾轉多家醫院卻因為風險高未被接收。奔波中，隻有7個來月的孩子被生在街頭。（8月23日《齊魯晚報》）

遭遇這樣的“重病者被拒診”，你的第一反應是什麼？最流行的答案當然是醫院醫德敗壞，見死不救。可是，一座城市找不到一家能夠接診的醫院，這或許並不正常。按照醫療衛生規劃，其實肯定有醫院具備這種技術能力，“手術風險高”的確可能是產生問題的關鍵。

我比較反對把“重病者被拒診”單純地看成一個醫德問題。如果送出一頂頂道德的高帽，就能夠讓醫院勇氣倍增，變成來者不拒的道德巨人，或者是惡狠狠掄起道德大棒，讓“膽怯懦弱”的醫院飽受輿論痛毆之苦，就能夠嚇得醫院不拒診患者。請問，在社會上，那麼多的“重病者被拒診”從何而來？我甚至懷疑一件事情，輿論的口水和板磚噴得越多，醫院們可能被嚇得更草木皆兵，畏手畏腳，令一切變得糟糕起來。

在今天的中國社會，生命無價習慣性被誤讀。生命本來應該是天價，因為過於昂貴才被定義為無價。但很多人把之解讀成生命廉價，甚至是沒有價格。

在香港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一個真實案例。懷孕18周的內地孕婦，2008年12月在趕赴香港港安醫院取出死胎時，因胎盤植入導致大量出血，被轉送瑪嘉烈醫院醫治，稍后返回內地住院，最終全身癱瘓。事主獲賠償1148.78萬元(港元)連同利息。

為什麼這一筆賠償金是1148.78萬元？它是經過專業計算的。女患者在出事前，每月薪金約港幣1.1萬元，她原可繼續工作至50余歲，以此計出適當的收入賠償約305萬元。另外因她失去做家務的能力，法庭再多判50多萬元，作為聘請家務助理的費用。專家估計她應可再多活13至14年，以此計算醫療費用，總數約440萬元。再加上家人為照顧她所致的損失，以及膳食交通等雜費，痛苦賠償250萬元，損失情誼與生趣可獲賠償15萬元。

如果承認，生命是社會中最珍貴的財產。那麼在醫療這種存在復雜風險的社會行為中，我們居然不會為就醫者上一個醫療意外的保險，雖然在法律上我們要求對每輛汽車上交強險，這是一件非常令人吃驚的事情。

無論你怎麼轉移話題和掩飾，無論你撒再多的謊言，依然也遮掩不了這一個事實，生命昂貴，是天價之寶。蒙受了這種巨大損失的家庭，他們對醫學問題絲毫不感興趣，而真正要追究的是家庭為之“破產”，人亡所以家破，醫院恰恰成為被追究經濟責任的主要對象。隨著人權和法律意識的覺醒，人們意識到生命的重要價值，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醫院們開始感受到一種恐懼和焦慮，害怕被追究這種越來越巨大的責任，一些醫院甚至選擇了”逃避”矛盾的消極應對，所以才出現了那麼多的拒診行為。但問題是，“不做不會死？”真的可以解決矛盾嗎？當然不是，它隻會進一步惡化醫患矛盾，破壞醫療行業自身形象。

從國內外實踐來看，運用保險手段解決醫療責任賠償問題，建立第三方賠償的途徑和渠道，有利於患方及時得到經濟補償，有利於更好地明確醫療糾紛中醫患雙方的權利和義務，構建和諧醫患關系。如果有醫療意外責任保險和醫療風險分擔機制兜底，醫院或許會因此變得“勇敢”起來。這才是呵護公眾就醫權利和待遇的關鍵所在。

作者：吳帥

(責編：於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