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丁立：根據利益和問題區分敵友

分清敵我友，是統一戰線的戰略，是為了提高政治贏面的效率。敵我友，經常是客觀存在的。對敵我友給予界定並適時予以更新，有利於集中資源取得最大的成效。

界定敵我友的標准，無疑還是取決己方利益。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年代，我方利益無非三條：意識形態、生存安全和發展。在爭取中國獨立的事業中，在改革開放前的新中國建設階段，我黨努力分清國內外的敵我友，認真辨別人群中的左中右，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但直至改革開放前，我們的利益定位還相對簡單：意識形態上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國家安全上的本土防御，經濟發展的計劃純潔。經過新中國發展的前30年，我們發現之前的利益定位過於簡單。如，不恰當地將市場經濟歸結為資本主義，實質是放棄經濟發展的一個天然杠杆。這時我們認識到，過去的意識形態過於偏激。

啟動改革開放30年后，我國的國家利益拓展有了廣泛延伸，人們對利益的認識也大為深化，於是逐漸對利益分層。就“核心利益”而言，2011年《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指出：中國的核心利益包括國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中國憲法確定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

因此，這六項核心利益一方面相互關聯，互為促進﹔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不同的利益互為牽制。如何平衡不同的核心利益，則需要體制建設、機構協調，甚至利益折沖，這恰恰為通過利益標准來劃分敵我友帶來重大不易。

譬如，在敵我友中，美國歸為何處？由於美國堅持對台售武，以武力威脅干涉我國內部事務。因此，在“國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這四項排列最前的我國核心利益上，美國的敵性地位十分清楚。但在“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這項核心利益上，美國對華經濟合作在過去30年的表現即使無法將其歸入“我”類，怎麼也屬“友”類，至少不算“敵”類。日本同我國的關系大致類似。在涉及我國主權問題上，日本同我國存在競爭甚至敵對，但在經貿領域，東京仍是我國的主要合作伙伴。

盡管敵我友在客觀上仍存在，但鑒於在全球化時代各國利益的擴大和細分，要在所有的核心利益領域都能定義出一個敵國，已不太現實。在更多的實踐中，敵我友往往是通過問題來厘定的。如果一定要在什麼領域定義敵友，恐怕還得是在意識形態方面。盡管中國表示願意尊重他國人民選擇的政治制度與生活方式，有些國家仍然以救世主自居，對我國十分挑剔。無論是出於價值觀還是現實利益，它們都不願接受中國的崛起。

但這又如何？即使它們將中國列入異類，它們還是願意在全球化體系下與我國的經濟發展和平博弈，並在這樣的競合中眼看著中國快速崛起。即便是美國，它尚未將我國列為敵國，而仍是一手牽制甚至遏制我國，另一手繼續擴大兩國之間愈益深厚的交流合作。

這種將利益分類、並將敵我友的性質按利益與問題進行分類的做法，更適合當代國際社會的實際。

▲(作者是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

(責編：邱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