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好萊塢艷照門”看書信發表權

【編者按】在關於錢鍾書書信拍賣案的糾紛中，本報曾發表胡文輝撰寫的《書信發表權之私見》一文，文中談到：“寫信人和收信人都應擁有信件的發表權，發表權不應由寫信人壟斷。”最近，作者從“好萊塢艷照門”中的“人物照片的權利歸屬”中，再次証明“書信的發表權應該是寫信人和收信人共有”。特發表此文，以供各方探討。 我曾發表《書信發表權之私見》一文(《南方都市報》2014年2月25日)，認為：“對於信件的處置，包括對隱私的保密，寫信人、收信人雙方應互有責任，也互有權利。信件公開與否，其權利不應僅屬於寫信人，也應屬於收信人。……寫信人和收信人都應擁有信件的發表權，或者，寫信人和收信人都隻擁有部分的發表權，發表權不應由寫信人壟斷。”

對於我的理由和邏輯，自信並不容易反駁，但我非法學中人，而且我是從書信作為交際方式這一角度進行論辯的，超出了現行司法的邏輯之外，故一般人想來也不易接受我的看法。近日，我從娛樂事件中偶有領悟，覺得從現行司法的邏輯，也未嘗不可以推衍出我原來的結論。

近期有一件很轟動的娛樂八卦，即所謂“好萊塢艷照門”事件。據報道，艷照泄露之后，受害者詹尼弗·勞倫斯(2012年奧斯卡最佳女主角)要求公布艷照的色情網站立刻刪除她的裸照，但網站強硬回應：裸照包括他人拍攝的部分，版權屬於拍攝者，勞倫斯若要求刪除裸照，必須提供拍攝者同意轉讓版權的証明。色情網站的回應，只是狡辯，勞倫斯作為照片的肖像權人，當然有理由要求刪除照片的。只是，從法律上說，人物照片被拍攝者固然有部分權利，但拍攝者也有部分權利﹔就是說，人物照片兼有肖像權和著作權，對於人物照片的合法發表，需要同時取得肖像權人和著作權人的雙重許可。

從人物照片的權利歸屬問題可以引出結論：發表權可以是獨立的，擁有著作權，絕不必然擁有發表權。——— 由此，我以為恰恰有助理解書信的權利歸屬問題。

我們知道，人物攝影的特點，在於其拍攝對象是特定的，拍攝作為一種創作行為，“嵌入”了拍攝對象的隱私權利。這樣，照片就須經由拍攝者和拍攝對象雙方同意，才能發表﹔照片的拍攝者，即照片的著作權人，不能壟斷照片的發表權。

那麼，再來看書信問題。私人書信的特點，在於其閱讀對象是特定的，寫信作為一種創作行為，“嵌入”了收信人的隱私權利———這一點，跟人物攝影在性質上是一致的。可以說，在寫信這一行為中，寫信人給予了收信人一種排他性的閱讀權利﹔那麼，相應地，收信人作為書信的特定接收對象，也應對書信具有一種排他性的處置權利。這種權利，應當是對書信內容的一種專屬使用權，是寫信人也不能剝奪的權利。而按現行法規，寫信人完全壟斷了書信作為文本的發表權，收信人除了書信作為物品的佔有權，別無其他，這顯然在法理上是不充分的。

簡單說吧，照片是為拍攝對象而拍的，因而拍攝對象對照片應有權利﹔書信是為收信人而寫的，因而收信人對書信也應有權利。正如人物照片的著作權人並不擁有完全的發表權一樣，書信的著作權人也不應獨佔其發表權。私人書信的發表，須由寫信人和收信人(或各自權利的繼承者)雙方同意，才是合理的，也就是書信的發表權應由雙方共同擁有。

落實到錢鍾書書信一案，我以為最合理的結論應當是：作為書信的著作權人，楊絳確實有理由反對拍賣公司公開錢鍾書那批書信(但嚴格說來，她並無理由反對拍賣本身，即無權干預書信佔有權的轉移)﹔但反過來，作為書信的接收者，李國強也同樣可以干預錢鍾書那批信件的發表或使用———比如，假使有朝一日，錢鍾書的著作權人要編輯《錢鍾書書信集》之類文獻的話。

附記：

此前的法律實踐，是以著作權法來處理私人書信問題，即將書信的發表權完全歸於著作權人，而收信人或書信收藏者的權利隻限於作為物品的書信，對於作為文本的書信沒有任何權利可言。這就意味著，書信的著作權人具有決定發表與否的絕對權利。那麼，在邏輯上，就完全可能出現這樣的情形：著作權人可以強迫收信人或書信收藏者公開書信(在此情形下，發表權與所有權是矛盾的，但既然文本的公開並不會損害作為物品的書信，就應當使發表權優先於所有權)。

相反，假如收信人或書信收藏者可以拒絕著作權人的要求，可以拒絕公開書信﹔這樣一來，又跟書信發表權完全歸於著作權人的司法設定互相矛盾了。

這就是說，按照現行司法對私人書信問題的處理，形成了一個書信發表權的悖論。這個悖論的存在，充分表明了以著作權法處理私人書信問題的困境。

●胡文輝(作家)

文章來源：南方都市報

(責編：於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