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實習時代，我們拼什麼？【2】

干全活，拿空薪

有一些企業老板特別喜歡無薪實習生，這些人總是會安排一大堆卑微的工作，而這些工作一般又都挺吸引人，人們願意無償完成這些工作。“整個時尚產業如果沒有這些實習生估計會崩潰，”一個為蠻橫的攝影師無薪工作了四個月的實習生說道，因為這位攝影師會要求他喝的飲料溫度不能超過4°C。不過他也說，為了能夠看到價值百萬美元的片子、簽到合同，讓他熨燙衣服、打掃衛生間、拖著設備四處跑也值得。不過他也親眼見到惡意虐待無薪應屆生的現象，（他估計）擁有這類遭遇的應屆生在時尚界佔三分之一。“如果你上報了，你的職業生涯也就結束了。”

無薪實習已經成為了一種標准。據NACE所述，無薪實習佔全美實習將近二分之一。“我們就當做自己會領到工資，”佐治亞大學新聞學教授李·貝克如此說道。他在六十年代曾經在《肯塔基郵報》（Kentucky Post）和《威奇托鷹與探照燈報》（Wichita Eagle-Beacon）打過零工。直至1997年，隻有57%的美國新聞專業學生稱自己能找到一份帶薪的實習工作。到2010年，這個數字降到了34%，並一直保持到現在。“這些年，誰都是能不付錢就不付錢，”貝克先生說道。在英國，國家新聞業培訓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Training of Journalists）發現，該行業的新入職人員之前都經過平均為期七周的實習或實地見習，而且其中92%都不帶薪。（一個例外是《經濟學人》倫敦辦公室的年度計劃，參加該計劃三個月將獲得6,000英鎊（譯注：約人民幣6萬元）的工資。）

一個或許不算巧合的事實是，伴隨無薪實習的數目不斷增加的，是用人風險越來越大，成本更高，過程也更復雜。近幾年在很多富裕的國家，反歧視和不公平解雇條例更加嚴格，最低工資也已經提升。養老金、醫保費用與產假補貼等社會福利成本的不斷增加，使得招聘員工變得更加昂貴。也就因此，實習生成為更誘人的第二選擇。

愛爾蘭有一項“全國實習計劃”，由政府資助，以幫助失業者增加工作經歷，並在原有的社會保障補貼金基礎上每周另獲得50歐元（65美元）（譯注：人民幣約400元）的補貼。這一舉措遭到外界批評，稱這相當於是把“實習”當正貨堆在超市貨架上。有些企業招收的實習生與入門級別的職位空缺相比實在是相差太多。根據瑞士洛桑大學的安內特 哈姆斯（Annette Harms）所作的研究中，關於離校大學生的樣本數據顯示，傳媒實習佔該大學實習總數的9.5%，但其中隻有2.1%最終獲得了全職工作。出版業、藝術與政治領域中的實習-全職比也同樣懸殊。

此外雇主們也同樣無需擔憂如何公布實習招聘。政府工作通常都必須公開招募。然而國會山的實習工作就不是這樣了，何況一般情況下，這類實習生就是用來給街頭捐贈者說聲謝謝的。

白宮實習項目自稱其任務是“使‘人民的白宮’真正面向來自全國各地的未來領導者們”。據《華盛頓郵報》所述，這一項目去年夏天給前任財務部長、前任參謀長與副總統和各類民主黨捐贈者的孩子們留出了許多空位。《紐約時報》一項分析指出，前任紐約市市長邁克爾·布隆伯格在其2002年到2013年任職期間，在其辦公室內工作的1500名無薪實習生中，有五分之一都是獲得政府內部官員推薦而獲得實習機會的。今年的市政廳實習生中，還包括新任市長的兩個孩子：奇亞拉·德·布拉西奧和丹特·德·布拉西奧（Chiara and Dante de Blasio）（譯注：現任紐約市長是民主黨人比爾·德·布拉西奧[Bill de Blasio]）。

實習甚至還可以花錢買。華盛頓有許多機構承諾學生付費后為其尋找實習工作。其中規模最大的是華盛頓中心（Washington Center），自1975年起共為近五萬名學生找到了實習工作。一個為期十周的暑期職位將收費6,200美元（若需要提供住宿則另收4,350美元）（譯注：分別約為人民幣38,000元與27,000元。）該機構稱財政部、國務院和白宮內都有往來客戶。而夢想職業（Dream Careers）則稱他們已經售出了一萬三千多個企業實習工作，這些企業既有標准普爾（譯注：美國著名的金融分析機構）也有莫斯奇諾（譯注：意大利時裝品牌）。其八周實習工作，包括住宿費用為八千美元起（譯注：約人民幣49,000元）。

在美國，盈利公司內的無薪實習是受到許可的，這一點始自1947年最高法院對鐵路制動員培訓生的判決。當時法庭的裁決是支持波特蘭樞紐公司（Portland Terminal Company）。這些培訓生必須接受的七到八天的培訓，而在這培訓期間公司並沒有支付任何費用。法院稱，聯邦最低工資“所適用的員工顯然並非指公司內部所有人……並不包括那些可能佔用其他員工的利益而使自己獲利的工作”。

由此，聯邦勞動法便不再適用於培訓生——企業堅信實習生就是培訓生。在美國勞工部起草的一份備忘錄中規定，不支付報酬的實習工作，必須是“在一定的教學環境下能提供類似培訓性質的工作”，且不能開除雇員，雇主不能從實習勞工身上獲取任何直接利益。

美國法院開始發現有很多實習都不符合規定。去年一名法官判定福斯探照燈影業公司（Fox Searchlight Pictures）違反聯邦法與紐約最低工資法，因該公司並未向曾榮獲奧斯卡獎的電影《黑天鵝》（Black Swan）劇組內的兩名實習生支付薪酬，而這兩名實習生的工作便是接聽電話、預訂行程、倒垃圾。“他們干著帶薪職工的工作，並使他們的雇主獲得了直接利益……他們並未在學術環境或職業學校裡獲得任何教育。”該法官在判決書上這樣寫道。

如今美國已發生三十多宗類似的訴訟，而被告的企業包括索尼公司、NBC廣播公司、時尚品牌唐納·卡蘭（Donna Karan）和匹茨堡活力橄欖球隊（Pittsburgh Power football team）。部分訴訟已庭外和解：去年十月精銳模特管理公司（Elite Model Management Corporation）同意向一群一百多人的前實習生支付45萬美元。這些實習生稱他們在該公司的紐約辦公室做了與正式員工相同的工作。而在此之前幾個月，脫口秀主持人查理·羅斯（Charlie Rose）的制片公司同意向幾名曾在其節目中工作過的實習生支付約六萬美元的薪酬。

為了點亮實習生們合法權益的曙光，相關法律也正在作出修改。1995年紐約一家精神病診所的無薪實習生布裡奇特·歐康納（Bridget O’Connor）以遭到性侵犯為由將該診所及其中一名醫生告上了法庭。然而她的案子遭到了否決，起訴被拒絕，就好像她並不是一名員工，不受到相關雇佣法的保護。再一系列類似的案子相繼出現之后，紐約州、俄勒岡州與華盛頓特區通過了相關法規，明確保護了遭受性侵犯的無薪實習生。近日加利福尼亞州有望實現類似舉措。

有些歐洲國家特地為實習生修正了法律。意大利在2012年通過了一個勞動市場改革，強制要求雇主每個月向實習生支付不少於300歐元的報酬，部分地區最低報酬提升至600歐元。西班牙引進了最多三年的“培訓與學徒制合同”，職工在學習期間將獲得僅比正常水平相對較低的工資。

一些企業也開始反思他們的無薪計劃。上個月，加拿大手機公司貝爾移動（Bell Mobility）取消了其無薪實習項目，而在一個月之前，該公司前實習生為爭取應得的工資將其告上法庭（盡管最后失敗了）。一些傳媒公司，如《紐約時報》和《亞特蘭大報》，已經開始向曾經的無薪實習生補發工資。而其他一些企業則選擇在宣傳廣告上謹慎用詞，而不是改變實習工作現狀。今年早些時候，英國保守黨面向國會議員出台了一份備忘錄，記述在無薪實習問題上如何“降低可能出現尖銳質疑的風險”。該備忘錄提議，招聘廣告上應該避免使用類似“您將有機會……”等措辭，而應該說：“此類活動可能需要包括以下內容的員工幫助……”。

這樣的改變還很緩慢。而與此同時，與接納擁有各類背景的年輕人相反，實習工作可能對一些沒有門路的人而言遙不可及，讓一些荷包緊缺的人放棄工資更是難以接受。根據2009年英國關於放寬專業職位上崗途徑的政府報告顯示，許多實習計劃的實施方式都表明了“正式員工裡有天賦的人越來越少，而有天賦的人卻越來越不容易獲得晉升機會”，並對社會流動性產生了消極的后果。如果實習工作沒有薪酬，“那麼你就有可能把工作機會限制在出身富裕的年輕人之中，”佛蒙特州左派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這樣說道，而他也是美國少數為實習生支付薪酬的議員之一。每個小時$10.10（約人民幣62元）“其實並不多，但已經足夠讓更多的人有機會獲得實習經歷了。”參議員這樣說道。

第一根橫木斷裂之時

帶薪實習的不良后果難以衡量，但有一些証據表明獲得工作的途徑正在受到限制。倫敦大學教育學院的林賽·麥克米蘭（Lindsey Macmillan）有一份數據組，涉及十多種職業，包括工程業和法律等，她借此對生於1958年和生於1970年的樣本人群進行比較。年長的人群所成長的家庭其收入高於平均水平的17%，而年輕的人群則高於27%。一些行業的納入人群也發生了轉移：新聞業的工作者通常成長的家庭比平均水平富裕6%，而如今他們的成長家庭則比平均水平富裕42%（意味著他們的家庭背景與同齡的銀行工作者相比還要富裕）。

部分數據或許反映了這些行業對更聰明、富足的候選人來說更有吸引力。但麥克米蘭女士和她的同事通過智商水平對比發現，同一專業的年輕人群與以往更不富裕的一代相比，平均而言稍微不那麼靈光。

要把所有這些論點強加在實習上可能有些夸張。但很顯然，社會流動性再面對這些即將畢業的大學生時確實遭遇了阻礙。如生於1986年——即現為28歲的人群，麥克米蘭女士發現，即便算上學歷、專業和大學這些因素，那些接受私立學校教育的學生明顯更有可能進入名聲顯赫的行業中。她還想知道這一類人是否還靠家族財力推遲求職時間的，因為在畢業后的六個月內，私立學校的學生擁有永久性工作的可能性較小。

這一點似乎與國會山裡的情景正好符合，因為在這裡，絕大部分家庭富裕的年輕畢業生們一邊忙著偷偷尋找工作，一邊在博納之地或其他類似的地方坐著沒有薪酬的工作。那些不支付薪酬的實習生老板們稱，通過努力的工作，聰明的人自然會找到賺錢的方式。威爾·史密斯主演的一部電影《當幸福來敲門》（The Pursuit of Happyness）便講述了一個無家可歸的人，通過做股票經紀的無薪實習工作，最終得到正式雇佣的真實故事。國會議員們更喜歡講述他們如何克服貧窮與不幸等親身經歷。比如保羅·瑞恩（Paul Ryan）就曾經在一個健身房工作，還在一家墨西哥餐廳給客人倒瑪格麗塔，就是將實習工作視為事業起點而為此籌集資金，最后才使得他能夠成為一名國會議員，並競選當上一名副總統。這實在是一個暖心的故事——可以想象，對於賴恩先生自己的實習生而言更是如此，盡管他的實習生們一分錢都沒拿到。

(責編：於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