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應對氣候變化 實現綠色低碳發展

　　編者按：聯合國氣候峰會23日在美國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這次峰會正值氣候變化國際談判進入關鍵階段，國際社會普遍期待與會各國領導人為2015年巴黎氣候大會達成協議提供新的推動力。

　　本報約請5位專家學者，解讀我國的相關政策主張，介紹我國國情、發展階段、應對氣候變化作出的努力和貢獻、面對的困難和挑戰等。

　　遏制全球變暖 行動刻不容緩

　　秦大河

　　氣候變化科學的最新研究結果証明，1750年人類社會工業化以來，大量使用化石燃料排放CO2等溫室氣體，導致全球尺度的氣候系統變暖，20世紀中葉以來進一步加劇，成為制約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

　　鑒於全球氣候變化對人類社會影響巨大，世界氣象組織（WMO）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於1988年聯袂組建了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對全球氣候變化的科學基礎，影響、適應和脆弱性，以及減緩氣候變化等問題進行科學評估。目前，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AR5）的3個工作組評估報告已全部完成，綜合報告將於2014年10月下旬完成。AR5以更多觀測事實証明全球繼續變暖，解析了工業化以來人類活動和全球尺度的氣候變暖之間的因果關系，強調了減緩氣候變化、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緊迫性，提出了全球溫升不超過2℃所需的條件。報告的發布再次引起國際社會對氣候變化科學的關注。

　　氣候變化對自然生態系統和社會經濟系統均會產生深刻的影響，包括可能導致海平面上升、海洋酸化、冰凍圈退縮、水循環紊亂（水短缺等）、極端事件頻發、生物多樣性受損、食物安全受到威脅、人體健康受到損害、災害加劇等等。

　　——水資源：隨著溫室氣體濃度的增加，水資源風險將顯著增加，21世紀許多干旱亞熱帶區域的可再生地表和地下水資源將顯著減少，部門間的水資源競爭惡化。升溫每增加1℃，全球受水資源減少影響的人口將增加7%。

　　——生態系統：21世紀將面臨區域尺度突變和不可逆變化的高風險，如寒帶北極苔原和亞馬孫森林﹔21世紀及以后，加之其他壓力作用，大部分陸地和淡水物種面臨更高的滅絕風險。

　　——糧食生產與糧食安全：如果沒有適應，局地溫度比20世紀后期升高2℃或更高，預計除個別地區可能會受益外，氣候變化將對熱帶和溫帶地區的主要作物（小麥、水稻和玉米）的產量產生不利影響﹔到本世紀末糧食產量每10年將減少0—2%，而預估的糧食需求到2050年每10年將增加14％。

　　——海岸系統和低窪地區：將更多受到海平面上升導致的淹沒、海岸洪水和海岸侵蝕等不利影響。由於人口增長、經濟發展和城鎮化，未來幾十年沿岸生態系統的壓力將顯著增加﹔到2100年，東亞、東南亞和南亞的數億人口將受影響。

　　——人體健康：將通過惡化已有的健康問題來影響人類健康，加劇很多地區尤其是低收入發展中國家的不良健康狀況。

　　——經濟部門：對於大多數經濟部門而言，溫升2℃左右可能導致全球年經濟損失佔其收入的0.2%—2.0%。

　　——城市和農村：許多風險集中出現在城市地區，農村地區則更多面臨水資源短缺、食物安全和農業收入的風險。

　　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提出，要實現在本世紀末不超過2℃溫升的目標，需要將溫室氣體濃度控制在450ppm二氧化碳當量。為此，到2030年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要限制在500億噸二氧化碳當量，即2010年排放水平﹔2050年全球排放量要在2010年基礎上減少40%—70%﹔2100年接近零排放。

　　就中國而言，改變能源結構、提高能源效率、減少排放溫室氣體，不僅是應對氣候變化的迫切需要，更是治理環境污染、改善空氣質量、保証人民群眾健康需求的迫切需要。

　　氣候變化對全球自然生態系統和社會經濟系統產生深刻的影響，甚至制約全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因此，為遏制逐漸失控的全球變暖趨勢，減緩行動刻不容緩。但是要達到控制溫升2℃的目標，時間緊、困難大，應按照各自能力原則，全球共同努力，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從我國的環境外交和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的需要來看，國家層面應制定全面的氣候政策，積極開展國際合作，未雨綢繆，投資低碳未來，發展綠色能源、可再生能源，推行循環經濟，堅定不移地走可持續發展之路，造福子孫后代，保護地球環境。

　　（作者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積極推動加強全球氣候治理

　　鄒 驥

　　今天的全球氣候變化問題源於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向大氣中累積排放的以二氧化碳為主的溫室氣體，而這種累積排放主要是由發達國家在其先行的工業化過程中造成的。此外，在新近的全球化進程中，先行工業化國家還通過跨國貿易、投資和技術輸出、產業轉移及其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向發展中國家輸出了高碳的發展模式乃至高碳生產與生活方式，使得高碳發展的模式在世界范圍內得以復制甚至強化。就此而言，發達國家對於今天出現的全球氣候變化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此外，迄今為止，發達國家依然在世界產業鏈中佔據高端有利位置，主導國際政治經濟進程，引領技術創新和產業革命的潮流，在發展能力等諸多方面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差別依然顯著。這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所確立的基於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歷史責任、能力等方面差別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的理論與現實基礎，也是構造全球氣候治理結構的一個基本背景。

　　在過去幾十年中，世界發展的戰略格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以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為主的發展中國家經歷了快速經濟增長，在世界人口、經濟總量、能源消費中的佔比迅速上升。與此相聯系，發展中國家在年度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總量與增量中的佔比也日益上升並居主要份額。其中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已經居世界首位，人均能源消費量和排放量雖然依然顯著低於絕大多數發達國家水平，但與很多后起的發展中國家也在拉開差距。

　　國際輿論中的一種觀點就此認為：公約簽署以來二十多年中的這些變化，意味著要重新解讀甚至改寫、背離公約中的原則和條款，特別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劃分及相應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以及發達國家率先減排和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援助的義務與承諾的條款，重新定義全球氣候責任體系。這已經成為2015年協議談判爭論的一個基本問題。面對以上的“變”與“不變”的爭論，中國對全球氣候治理應提出自己的立場主張。其要點主要應包括：

　　一是要透過“氣候變化”這一環境問題的現象，看到“發展”這一本質。氣候變化問題本質上源於發展過程，其解決方案也必然在於轉變發展模式，創新發展路徑。可持續發展應當成為全球氣候治理的主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關切應當受到格外關注。

　　二是在過去二十年中盡管發生了很多變化，但確定公約原則和條款的基本依據並沒有變化。公約關於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劃分以及“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依然有效。作為全球氣候治理道義、政治和法律基礎的公約，依然是指導國際合作、各類新國際協議的根本指南。

　　三是發達國家必須充分履行其在公約中關於率先減排、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資金支持的承諾，利用其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有利地位和優勢，在世界經濟整體低碳轉型中發揮其主導和示范作用。而對於發展中國家，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並不意味著不採取行動，而是意味著能夠有更多實現可持續低碳發展轉型的公平機會。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此應當加強合作。

　　四是正確把握中國自身的發展中國家定位。一方面，積極維護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合理的發展空間和發展權益﹔另一方面，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主動承擔起與我發展階段、應盡義務和實際能力相適應的責任，為保護全球氣候做出更大貢獻。從中國國情出發，主動探索創新發展路徑，提出有遠見、有雄心的目標和實施措施，將國際承諾與國內發展戰略統一起來。

　　五是堅持主動開放的國際合作姿態，積極參與多邊國際氣候進程，維護多邊進程的民主和透明，支持發展中國家廣泛與實質性的參與。在小多邊和雙邊領域中，本著互利共贏、增信釋疑的原則積極開展氣候變化領域的務實合作，與多邊進程形成互補。

　　從紐約到巴黎，還有一年的時間，促成2015年協議的道路上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中國將以一個建設者和貢獻者的姿態，積極推動達成2015年協議。

　　（作者為國家氣候戰略中心副主任）

　　自主貢獻　把中國的事情做好

　　杜祥琬 劉燕華

　　氣候變化是個科學問題，也是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應對氣候變化已成為全球共識，低碳發展已成為世界各國的戰略選擇，同時也是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標志。長期以來，中國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推進綠色低碳發展，首先源於自身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的內在需求，同時也是一個負責任發展中大國對國際責任的擔當。

　　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大國。中國多方面的進步，並不能全面反映中國相對落后的實情，也無法掩蓋中國還有1億多貧困人口的現實。中國的經濟總量有了提高，但人均收入仍處於世界的中下水平。中國的發展實現了連續30年的增長，但並沒有擺脫處於世界價值鏈低端的格局。因此，中國發展的道路仍然是艱巨和漫長的，既要保持經濟的不斷提升，又要注重從數量型向質量型的轉變﹔既要努力節能和提高能效，又要面對中國以煤為主的能源稟賦﹔既要加快步伐推進現代化，又要考慮我們的發展階段和實際能力。中國的經濟總量必須繼續增長，總的能源消耗還會有所增加，能源消費、能源供給、能源技術和體制機制的變革仍需要一定的時間。盡管如此，中國始終堅持應對氣候變化的自主貢獻。

　　中國已提出，在2005年的基礎上，到2020年，碳排放強度降低40%—45%，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的比重達到15%，森林蓄積量增加13億立方米。中國政府在經濟面臨困難的情況下，大力治理大氣污染、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截止到2013年，中國的碳強度已經下降了28.56%，相當於減少了25億噸二氧化碳的排放。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的比重，2013年已經達到了9.8%，森林蓄積量已經提前完成13億立方米的任務，達到了20億立方米，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從1990年至2010年，通過節能提高能效，累計節能量佔了全球的58%。中國可再生能源生產能力增長迅速，從2005年到2013年，水電裝機容量翻了一番，風電提高了60倍，光伏發電裝機提高了280倍，中國可再生能源的裝機容量佔了全球的24%。

　　近年來，中國政府積極開展了低碳試點，最近又發布了《國家應對氣候變化規劃（2014—2020年）》，這是積極推動國內應對氣候變化工作、積極承擔與發展階段、應負責任和實際能力相符的具體體現，也是主動參與全球氣候治理進程，展現積極負責任大國形象的一個實際行動。在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能力的基本原則基礎上，中國不僅會在2020年之前克服困難，做出積極貢獻，在2020年之后，也會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做出新的、自主的貢獻。

　　中國把應對氣候變化的主動貢獻也作為發展的機遇。如：近年來中國的節能環保產業發展迅速，預計到2015年，其每年的產值能夠達到4.5萬億元，吸納的就業人口可達3000多萬人。另外，中國通過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加速了淘汰落后產能，帶動了新興產業的崛起，有利於實現經濟、環境的雙贏。

　　應對氣候變化是全球大勢所趨，也是新一輪國際競爭的焦點。氣候變化問題已成為建立國際新秩序的重要切入點、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關系到中國今后在國際上的發展權和話語權。中國採取積極應對氣候變化行動，參與國際制度的建設，以務實精神與不同國家開展合作，是中國發展階段所決定的歷史使命，也是負責任大國應該做出的決斷。

　　中國有關政府部門目前正在積極研究2020年后中國自主貢獻目標，將在充分考慮能源安全（可依賴）、經濟成本（可承受）和環境友好（可持續）三個因素平衡的基礎上，努力開展更有力度的應對氣候變化行動。這是在基於我們發展階段和能力基礎上，積極努力的最佳結果，是符合國家整體和長遠利益的。

　　總之，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自主選擇、自主貢獻，是由內在需求驅動的，把中國的事情做好，就是對世界的最大貢獻。

　　（作者杜祥琬為中國工程院院士，劉燕華為國務院參事室參事）

　　付出更多努力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周大地

　　人類活動造成全球氣候超常變暖，使氣候變化成為全球范圍生態和環境系統最重大的威脅，成為世界各國共同面對的巨大挑戰。所有的國家都需要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盡快改變傳統的高碳發展模式，努力實現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

　　由於全球持續變暖將帶來海平面上升，物種大量滅絕，極端氣候事件頻率提高、破壞力加強，農業生產受到重大負面影響，水資源分布和可獲性出現明顯變化等嚴重后果，許多國家的生存條件和經濟社會發展將受到嚴重破壞，代價巨大。我國人口眾多，資源環境負荷很重，許多地方屬於對氣候變化比較敏感、容易受到負面影響的脆弱地區。過去幾十年中，我國氣溫上升的幅度高於全球平均水平，如果全球變暖持續下去，我國今后面臨的生態環境壓力和損失將十分巨大，許多地方的生存空間容量將受到嚴重擠壓。盡快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已經成為我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緊迫和必要任務。

　　國際社會基於對不同程度氣候變化可能帶來的相關影響的科學認識，已經形成了政治共識，確定了將本世紀末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以前的升高控制在2℃以內的目標。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第五次評估報告提出，為實現這個目標，2030年全球溫室氣體排放至少要回到2010年水平﹔2050年比2010年降低40%—70%﹔2100年近零排放。全球需要盡快達到溫室氣體的排放峰值。世界的能源系統要盡可能地從目前以化石能源為主轉向以非化石能源為主，要極大地加強節能力度，盡快地採用各種節能技術，控制能源消費總量。要改變消費習慣，形成綠色低碳的消費模式。

　　許多國家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向低碳發展轉變，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展。

　　然而，迄今為止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總量仍然在不斷增加，全球減緩溫室氣體排放的進展和達到2℃的目標仍然有很大差距。按目前的趨勢發展下去，本世紀末全球氣溫的升高很可能達到3.7℃到4.8℃甚至更高。因此，世界各國都必須盡快加大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力度，盡快扭轉溫室氣體的增長勢頭。

　　我國現在已經成為溫室氣體第一大排放國，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也明顯超過世界平均水平。近些年來，我國成為世界溫室氣體排放量增加的主要貢獻國。如果這種趨勢繼續下去，我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將超過所有發達國家排放量的總和。我國是否能夠加大限排和減排的力度，大幅度降低增量，並盡可能早一些達到排放峰值，已經成為全球能否有效應對氣候變化的關鍵因素之一。中國實現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加大應對氣候變化的力度，控制和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國際社會對此寄予厚望，許多發展中國家也期望中國能夠走出一條綠色低碳的發展新路來。

　　低碳發展是實現我國建成現代化強國目標的巨大機遇。傳統的高碳發展道路並不適合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更不適合於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十八大報告指出，我國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產業結構不合理，農業基礎依然薄弱，資源環境約束加劇。我國現有生產和消費需要的資源能源已經超過資源生態承載條件。高碳經濟持續擴張，使我國資源環境壓力不斷加強、難以承受、不可持續。低碳發展要求大幅度提高資源節約力度，用最少的能源、水資源、其他礦物和石化原料的消費，實現經濟增長和滿足合理消費需求，這和我國化解資源環境壓力的方向高度一致。

　　我國正在努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尋找新的增長內容和推動力。低碳發展是一種新的市場需求。積極的溫室氣體控制目標，可以拉動新一代高效綠色低碳建筑、交通以及工業技術的大發展和廣泛應用，可以創造節約型消費模式，要求提供低碳型的商品和服務，可以提供廣泛和巨大的創新空間。

　　為了中國的長久可持續發展，為了人類的美好未來，我們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提出更高的目標，積極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挑戰。

　　（作者為國家發改委能源所研究員）

　　鍛造低碳發展的核心競爭力

　　何建坤

　　我國在節能和減緩二氧化碳排放方面雖然取得顯著進展，但國內經濟社會發展仍面臨嚴峻的資源緊缺、環境污染、生態退化的形勢。盡管單位GDP的二氧化碳強度呈大幅度下降趨勢，但由於GDP快速增長，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大、增長快的趨勢還沒得到根本遏制。

　　應對氣候變化，實現低碳發展，核心是能源體系的革命性變革。十八大提出“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最近習近平主席又對此提出5點要求，即推動能源消費革命、推動能源供給革命、推動能源技術革命、推動能源體制革命以及全方位加強國際合作，並強調抓緊制定2030年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的戰略。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已成為我國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建設生態文明的根本途徑和關鍵著力點，也是我國應對氣候變化根本性的戰略選擇。當前需要全面統籌，發揮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多方面和全方位的協同效應，整合各項政策措施，加大實施力度，開創國內生態文明建設和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雙贏局面。

　　中國當前實施單位GDP能源強度和二氧化碳強度下降的約束性目標，在將其分解到各省市的同時，對各級政府採取問責制，並在若干省市開始碳交易市場試點。經過努力，到2020年有可能實現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標。在即將開始的“十三五”期間，結合國內霧霾治理，應進一步實施煤炭消費總量和二氧化碳排放總量控制的目標，實行“強度”目標和“總量”目標的雙控機制，進一步加大節能和能源結構變革的力度，以控制能源消費和二氧化碳排放的過快增長。當前部分東部沿海城市結合霧霾治理已開始實施煤炭總量控制，這也將有效控制其二氧化碳排放。

　　中國當前正在深化改革，著力於經濟發展方式向綠色低碳轉型，其發展趨勢和政策措施將進一步促進二氧化碳減排。

　　第一，經濟增長將由單純注重追求GDP增長的速度和數量轉向更加注重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GDP增長即將由前20年10%以上的平均增速回落到7.5%左右。GDP增速放緩將降低能源總需求的增長，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供應量快速增長情況下，更有利於降低煤炭等化石能源比重，使煤炭消費增長趨緩，並逐步達到峰值。

　　第二，經濟發展將由過度依賴增加投資、擴充重化工業產能、擴大制造業產品出口為主要驅動力的增長方式，轉向更加注重最終消費的拉動作用，這將極大放緩對鋼鐵、水泥等高耗能原材料產量的需求，使其產量從原來年均10%以上增速逐漸下降並趨於穩定，從而有效控制工業部門的二氧化碳排放。

　　第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將加速發展，投資規模將不斷加大，“十二五”期間將達1.8萬億元。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供應量將達7億噸標准煤以上，比2013年翻一番，年均增長約10%，可實現非化石能源比重達15%的目標。屆時煤炭的比重將下降到60%左右。到2030年前后，由於能源總需求增長趨緩，年均增速將不超過2%，屆時煤炭比重將下降到約50%，而非化石能源比重可達20%左右，並仍將持續以較快速度增長，其新增供應能力將有可能滿足能源總需求的增長，使化石能源消費基本穩定，對全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產生重大影響。當然，這需要超前的部署和艱苦的努力，也面臨一定的不確定性。

　　實現經濟發展方式和能源體系的轉型，在促進二氧化碳減排的同時，將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和新增就業機會，提升一個國家的科技創新能力和經濟貿易領域的競爭優勢。低碳技術和低碳產品意味著不斷擴張的市場需求和市場競爭力，低碳產業體系和低碳發展方式將成為一個國家核心競爭力的標志，代表其長期發展潛力和競爭優勢。先進能源技術也是各國戰略必爭的高新技術領域，已成為國際科技競爭的前沿和熱點。我國隻有加快實施創新驅動戰略，順應並引領世界能源變革和低碳發展的潮流，打造低碳發展的核心競爭力，才能順勢發展強大，由經濟大國轉變為經濟強國，實現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

　　（作者為清華大學教授）

(責編：邱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