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貿區一周年：深化改革的“探路者”

　　在中國經濟轉型之際建立的上海自貿區，到今年9月底已經誕生一周年了。近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親臨自貿區視察，作出了“上海自貿區有大未來”的期許。國務院同時作出決定，對一系列涉及投資高鐵、石油勘探、鹽業、航空運輸銷售代理等領域的行政法規作出調整，放寬了投資資本、股比限制和經營范圍等准入特別管理措施，包括民營、外資等原來被排除在外的資本被允准進入自貿區，而這些領域目前在自貿區外基本仍由國有資本經營。

　　在自貿區建立一周年之際由國務院送上的這個“大禮包”，其實並不是專門送給自貿區的，而是讓這些法律、政策變化在自貿區作出探索，在條件成熟后即可向全國推廣。而這正是國務院建立自貿區所希望達到的目的。一年來，上海自貿區根據中央的部署，在企業登記、管理、金融制度、貿易等各個方面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創新意義的制度，有多項已經由國務院向全國推廣，上海自貿區的“先行先試”優勢已經清晰地顯示了出來。

　　2013年上海自貿區挂牌之后，很多地方政府對其普遍抱有羨慕的目光。一年來，不斷有地方向中央申請，希望開辟出類似上海自貿區的特殊地域。各地政府出現這種期望很好理解，改革開放以來，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批准，將一個地區圈佔起來，建設成經濟開發區，中央或地方政府在企業設立、用地、用工、金融信貸、稅收等多個方面給經濟開發區以特殊的優惠政策，使這些地區內的企業通過這種由政府開設的“小灶”迅速成長壯大起來，這已經成為政府推動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手段。

　　上海自貿區一年來的實踐，漸漸地改變了各地政府的這種看法。正如上海市委書記韓正日前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所說，自貿區是國家的試驗田，不是地方的自留地﹔自貿區的關鍵是成為制度創新的高地，決不能成為優惠政策的窪地﹔自貿區的制度成果都必須符合可復制可推廣的要求，是苗圃，不是盆景。正是立足於這樣的理念，一年來，上海並未要求自貿區在促進上海經濟增長、或者說為上海GDP的增長作出多大的貢獻，而是積極進行制度創新，並且在四個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一是以負面清單為核心的投資管理制度基本建立﹔二是以貿易便利化為重點的貿易監管制度有效運行﹔三是以資本項目可兌換和金融服務開放為目標的金融創新制度有序推進﹔四是以政府職能轉變為核心的事中事后監管制度業已形成。這些制度創新對於提高上海自貿區在全國乃至全世界投資領域的吸引力，正在逐漸發揮出來，並且已經向全國的改革產生了示范效應。

　　目前，全國各地按照中央的部署，正在積極推進全面深化改革。但今日的改革與30多年前的改革已經有很大的不同。30多年前的改革帶有很大的草創性，提倡“摸著石頭過河”。如今，國家對社會經濟的管理已經基本實現法制化，改革不允許突破現成的法律，但是一些已經被實踐証明為落后於當下形勢的法律條文又亟待破局，在這種情況下，在上海設立一個自貿區進行探路，本身就是一種具有創新意義的舉措，它也能夠對中央政府修改某些陳舊的法律條文提供有效的說服力。一年來的實踐已經証明，中央設立上海自貿區，將其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個“探路者”來進行改革試驗是成功的，它既保証了改革的穩妥，又以示范的作用推進了改革。

　　此次國務院在上海自貿區挂牌一周年之際向自貿區送出的“大禮包”，涉及各個領域的開放措施多達31條，這既表明了中央對上海自貿區一年來運作的高度肯定，又表明了中央對自貿區更高的“探路”期望。而從此次開放的領域來看，其打開的市場准入空間更寬廣，其開放程度已推向縱深，並且具有很強的操作性。可以預期的是，在上海自貿區未來的探路取得成功經驗后，很快能夠形成面向全國的制度，從而推動國內改革創新。這種獨特的“探路者”角色，也正是李克強總理所希望實現的上海自貿區的“大未來”。

　　（周俊生，知名財經評論員，海外網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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