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65周年：中國經濟再出發

　　【編者按】

　　10月1日，將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65周年華誕。65年前發生在中國的那場改天換地的社會革命，改變了中國，也震驚了世界。65年過去，我們和我們所處的世界，經歷了太多的沖突與坎坷，發展與變革。

　　當前的中國既處於深化改革、加快轉型的轉折時期，又處於全球化、多極化背景下機遇與挑戰並存的關鍵時期。作為人口總量世界第一、經濟總量世界第二的新興發展中國家，中國發展進程不僅牽動國民的神經，更是在世界范圍內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高樓曉見一花開，便覺春光四面來”。黨的十八大為中國未來發展描繪了藍圖，指明了航向。“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挂雲帆濟滄海”，“中國號”這艘巨輪將在全世界的目光中繼續向深海前行。

　　在國慶65周年之際，海外網自9月27日起推出主題為“中國引力”的系列評論，從經濟、政治、科技、軍事、旅游等方面展現新中國65年來的成功經驗，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各領域所取得的成就。

　　無論如何，新中國建國65年以來的經濟增長都不容忽視。特別是最近35年，無論內外環境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中國經濟的增長基本呈現出沒有間斷的態勢，而且總是保持在高速模式。在這樣的經濟運動狀態下，中國經濟面貌乃至世界經濟格局都發生了歷史性變化。

　　經濟發展狀況折射出一個國家創造財富的能力，而這一能力真實反映著國家治理水平的高低。從歷史來看，之所以在近期出現經濟騰飛態勢，源於65年前真正形成了現代意義的國家整體。在此之前，中國處於從兩千年的“天下”形態向現代國家形態艱難轉型的時期，期間伴隨著的內憂外患，限制了國家形態的發育，也限制了經濟增長的空間。新中國的成立，是在近代史上第一次賦予了中國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政治意志和經濟資源的統一，幫助中國完成了農業基本設施建設、搭建大而全的初級工業體系等一系列目標。這個過程雖然也屢經波折，並一度呈現出經濟不穩定甚至負增長的特征，但最終通過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通過加入世界經濟分工體系，將國民經濟規模帶到了全球第二的位置，國民收入水平也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許多年來，在中國經濟的超長繁榮周期中，我們似乎習慣了經濟高速增長的節奏，習慣了靚麗的GDP數據，習慣了因此而創造的經濟增長模式。然而一些危險也在靠近。其一，是當中國從單一的創造財富訴求轉向創造財富和分配財富的訴求同時出現后，我們發現，在財富分配環節出現了一系列問題：財富分配的不均反過來抑制了創造財富的過程﹔其二，創造財富的過程因為過於粗放，正在顯現出一系列難以持續的跡象，比如環境資源透支、人口紅利消耗過快、產業轉型升級困難等等。這些內在矛盾，因為近年來外部環境的變化而愈顯突出。由此，產生了新的問題：中國經濟能否保持持續發展的勢頭？中國是否會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在政策層面，中國需要對這些挑戰和疑問作出回答。

　　在國慶65周年之際，當我們高頻率地聽到“新常態”、聽到“改革”之時，其實，在政策層面已經對中國經濟的前景作出了回答。“新常態”，是指中國對於經濟增長的適度降速有了更大的容忍率。從高速增長到中速增長，是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事實上是否能夠保持中速增長，更考驗一個國家的經濟耐力。因為，有質量的中速增長比有數量的高速增長更有利於國計民生。而中國在多年的高速發展之后，已經可以從容進入一個追求質量而非速度的更從容階段。隻有追求有質量的增長，才可能遏制對自然資源的無限索取，才可能讓勞動力市場合理定價延長人口紅利期，才可能為產業轉型升級打造出應有環境。

　　這意味著，需要對兩方面“動手術”。一方面針對業已固化的、基於粗放經濟增長模式而形成的利益格局，另一方面針對陳舊的治政思維和治政慣性。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之所以在2014年唱響，因為這將是改變經濟增長方式和社會治理模式的唯一選擇。從工商注冊登記制度改革到國企薪酬制度改革，從降低社會資本市場准入門檻到預算法四審出台，都是由點到面鋪陳改革道路的戰略之舉。

　　如果說改革是從內部制度建設討要經濟紅利的話，開放則是從外部尋求經濟增長紅利。在加工體系，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制造業大國，而2014年則加快了在其他領域的開放步伐。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構想，帶動的是從中國境內到鄰近地區的“連片開發”，這既將為中國開拓新的出口市場，又能推動地區安全合作。而在金融領域，對外開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強調。人民幣國際化作為戰略性措施，正在得到穩妥推進。人民幣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常用國際貿易融資貨幣和第七大支付貨幣，在英國、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也開始成為儲備貨幣。

　　中國的經濟增長，正在被重新定義和解讀。從這個角度看，國慶65周年之際，也是中國經濟再出發之時。

　　（徐立凡，財經時評人，海外網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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