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英媒體透過“佔中”看到了什麼？【2】

轉變就從那一年開始。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年后，英國學者馬丁 雅克在《衛報》的一篇評論中寫道，“21世紀始於中國的1978年”。“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開始從平均主義向市場經濟走出了嘗試性的一步……它創造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歷史。中國的轉變已經使世界的重心東移。”

世界歷史500年以來少有的一場巨變由此揭開序幕。它構成了今日香港故事的一個宏大歷史背景。香港不再是“櫥窗”、“旗幟”或“堡壘”。

在1997年之前，香港的戰略地位是由英國殖民地和冷戰格局確定的。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學教授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在2009年發表的《香港與東亞新帝國主義，1941-1966 》一文中引述的數據顯示，20世紀60年代香港是所有殖民地中最大的英鎊儲備基地。其儲量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的1.4億至1.6億英鎊上升到1967年10月的3.63億英鎊。這個數目超過了全英國海外債務總額的1/10。換句話說，那時的香港就是英國的“取款機”。杜贊奇認為，這也是為什麼英國人始終不願改變獨裁模式的關鍵。直到1967年英鎊貶值，倫敦向香港轉嫁危機，香港在蒙受巨大損失之后，才以有限的“反擊”獲得了財政自治。

冷戰同時也使香港成為美英“秩序”中的堡壘。杜贊奇認為，為了維護香港的戰略地位，美英的利益在冷戰時取得了一致，香港“這座堡壘是必須要堅守住的”。因為如果香港倒向共產主義，勢必會導致東南亞的局勢動蕩從而影響歐洲帝國在那裡的利益。於是，“殖民地的利益開始納入‘自由’和繁榮的冷戰視野之中”。

“1997年，香港人如夢初醒”，凱枚·原·特裡(KAIMAY YUEN TERRY)在11日發表於美國《明星論壇報》上的文章中這樣寫道。這篇題為《要想真正了解香港，需要了解它的歷史》的文章說，當年，當香港人嘗試以英國殖民地居民的身份移民英國的時候，他們面臨嚴格的配額限制，英國沒有張開雙臂，畢竟他們不屬於一流的“英籍”。這是他們遭受的第一個身份危機。然而，這種郁悶的感覺一直延續到了今天。

部分香港人心態的不變與香港地位的變化形成鮮明對照。“‘佔中’事件中反映出的香港的身份認同危機的原因是地緣政治變化造成的”。這是美國研究地緣政治的學者蔚山·貢納（Ulson Gunnar）的判斷。在10月11日發表於全球研究網站上的文章中，他表示，“過去（香港）一直是受美英利益影響的，現在它將毫無疑問地會受到更多的中國的影響”。文章認為，香港的身份危機並不是香港的成功被大陸蠶食了多少，而是誰現在掌握著香港成功的鑰匙。那些民主派面臨的選擇是“堅持殖民地思想意識和教條，還是在一個中國的框架內找到自己的新的建設性的定位”。

與部分香港人的身份危機相對應的，是一些西方人士對中國崛起引發的格局之變的不安。紐約亞洲協會羅斯美中關系中心主任夏偉（Orville Schell）陪同美國前總統卡特訪華之后，在最新一期《紐約書評》雜志上發表了《中國反擊》一文。他說， 過去被稱作“西方”（的美國）現在發現自己面臨著一個越來越棘手的局面，即權力平衡正在發生變化，一個還沒有很多人願意承認的變化，更不用說將這種認知嵌入我們與中國打交道的新方式之中了。

《紐約時報》中文網13日刊發了美國退役將軍韋斯利 K 克拉克的文章，其標題有點兒唬人《是時候對中國動真格的了》。作者開門見山地寫道，從香港到新疆，中國都在嚴厲地壓制政治異議，而且它和俄羅斯、伊朗、朝鮮關系緊密。這讓許多西方領導人從上世紀90年代就懷有的一個夢想破滅了——他們本以為，“建設性接觸”最終會不可避免地使中國更開放、更民主。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中國變得更自信、更強硬，也更封閉。

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佔中”發生前《華爾街日報》（9月17日）刊登的美國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美國國防部顧問白邦瑞的文章。白邦瑞在文中表達了幾乎同樣的失望感：“我研究中國40年了，得出的答案是，(誤讀中國的)問題不在中國身上，而在於我們自己。60年來，我們西方人一直從自身利益出發看待中國，不是把它看作抵擋蘇聯的潛在盟友，就是把它看作美國貿易和商業投資的來源。”作者斷言，隨著中國繼續崛起，我們第一步便應該排除這些愉人的假設和似是而非的東西。我們必須重新研究中國，並認識到，共產黨的統治者不會甘心退下歷史舞台。

不要忘記，奧巴馬政府“亞太再平衡”的戰略就是在這種失望情緒不斷滋生的背景下登場的。是時候我們該認真地想一想了，究竟是什麼觸動了這些人的神經？

是什麼邏輯在主導著他們的判斷？

沒有冷戰，當然不會有今天美英媒體對“佔中”事件的這般重視。從連篇累牘的報道和分析中可以看出，那些對“佔中”走向和北京應對之策的揣測，都會或多或少地依據冷戰所造就的意識形態對立的模式。

英國《金融時報》的評論稱“佔中”是中國政府25年來“面臨的最嚴重的政治挑戰”。另一家英國媒體《每日電訊報》的評論則夸張地將事件提升到了“生死攸關的威脅”。英國《泰晤士報》發表題為《中國准備殺死金鵝》的評論，斷言“中國會毫不猶豫地鎮壓香港的抗議活動”。《紐約時報》的報道稱，中國領導人用於應對此類事件的工具匱乏。《經濟學人》雜志的封面文章是《黨與人民對抗》的醒目標題，“革命”的字眼則幾乎充斥在所有的報道中……

隨著事件的演進，他們的視線開始伸向大陸。《紐約時報》網站11日刊登了題為《大陸年輕人同情香港“佔中”者寥寥》的報道。報道引用一位大陸創業者的話說，“我們必須警惕民主轉變成無政府狀態，”報道稱，盡管在中國內地受過教育的精英階層中，絕非所有人都持有這樣的看法，但它們卻變得越來越普遍。生於上世紀80年代的人，在好萊塢電影和歐洲文學的影響下長大，是中國對外開放政策最大的受益群體之一。他們取了英文名，使用iPhone，前往國外度假，這代人本應該不可阻擋地受到民主、自由表達等理想的吸引。事實與之相反，中國內地20多歲和30多歲的人，很多是尖銳的民族主義者，他們接受了政府的論述，認為對於有著13億人口、復雜龐大的中國來說，唯一可以保護大家免受社會動蕩之苦，免受外國敵對勢力威脅的組織就是共產黨。

為什麼這些年輕人能夠“接受政府的論述”？為什麼大家認為隻有共產黨才能維持中國的穩定？難道僅僅只是像西方媒體所說的那種民族主義的情緒嗎？這些報道正在遺漏最重要也最值得去做的理性分析，由此，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對北京決策的武斷揣測、對事件影響的渲染夸大。

就在“佔中”事件發生的第二天，有一條本該引起更廣泛關注的消息，卻被淡化處理了。根據世界銀行的估算，中國在2014年9月29日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隨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顯示，中國從2014年開始，GDP將達17.6萬億美元，超過美國的17.4萬億美元。若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美兩國佔世界GDP的份額分別為16.5%和16.3%。姑且不論這兩大國際組織的估算是否准確，但中國經濟實力的上升無疑已經造就了世界格局之變的基礎。

在這一經濟奇跡的背后，有著體制與時俱進的變革的作用，有著中國獨特的文化傳統的作用，有著中國政府靈活務實的決策的作用……一個最基本的邏輯是，在沒有搞清楚中國成功，中國這些年來為什麼會保持社會穩定的原因之前，對中國政府的政策走向和香港前景的揣測，可能都是草率的。

中國經濟的增長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沒有人相信“持續增長是一種主要依靠運氣的隨機現象”。中國政府更不是有了錢以后才“買”了穩定，更不是“一直試圖用金錢收買香港的人心”。改革開放剛起步的時候，成千上萬中國家庭都是窮得叮當響，深圳與香港兩邊的收入相差達到了100倍！正如世界銀行增長與發展委員會的報告所言，“快速、持續的經濟增長不是自發產生的，它需要一個國家政治領導人的長期承諾，這個承諾需要以耐心、堅持和現實主義來實現”。

“佔中”事件發生后，BBC搞了一個對話節目，請出了《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的作者馬丁 雅克。當馬丁先生剛剛講了一句要用發展的眼光來看香港的民主進程，主持人就打斷了他的話，把說話的機會給了所謂民主派的代表人物陳方安生。馬丁先生對“佔中”持有的看法固然可以討論，但他提出的不僅是一個觀點，更是觀察中國、認識中國的方法。方法不對，判斷就會失誤。

今天走向世界的中國投資者和成千上萬的中國游客，帶來的絕不只是發展成果的分享，也是中國人對現有的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的看法。“佔中”發生時，我的同事顏歡正在玻利維亞海拔3800米的一座銅礦採訪湖南的一家企業。她告訴我，正是由於這家中企的到來，安第斯山脈貧窮落后的村庄才有了從未有過的發展機會，村民們用上了智能手機。

早在2005年，創立軟實力概念的美國學者約瑟夫 奈就警告說，盡管中國在軟實力方面遠不能與美國平起平坐，但是如果忽視中國正在取得的進展，那將是愚蠢之舉。

(責編：於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