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台二號】《決定》重申法治經濟：“我的財產我做主”

新華社挺“壞”的。10月28日傍晚公布四中全會的《決定》，全國人民都在翹首以盼，它卻一段一段發出，吊足胃口。待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這段蹦出來，評論君眼前一亮。果不其然，“法治經濟”再度重申，申出三中全會的姊妹篇。這段僅有435個字，信息量太大。不過，新鮮的論述從“以保護產權……”噴涌，那咱們就由“我的財產我做主”的“產權”談起吧！

微觀法治——民間資本有權說“不”

“產權”不是舶來品。《孟子•滕文公上》便講，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共產黨人也不避諱私產。現行憲法第十三條，“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放到市場經濟的語境中，產權清晰：“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誰的財產由誰做主，由誰履行佔有、使用、收益、處分的權利。這樣的交易才玩得轉，這樣的商賈才有信心。

然而，有法律，不等於有法治。小微企業的保護條款，舉不勝舉，但現實中的吃拿卡要、變相歧視，卻也不絕於耳。評論君結識的一位河南知名企業家，因一批原料出了些許瑕疵，被人張口便宰二百萬。“胳膊擰不過大腿”，最終隻好是花錢免災，息事寧人。就在四中全會召開的前夕，雲南昆明又現拆遷血案，8人死亡，18人受傷。權利的游戲，摻和進權力的“抽老千”，真心不好玩！

搞市場，須按市場的規矩出牌。對此，《決定》明確發聲：“加強對各種所有制經濟組織和自然人財產權的保護”，這不僅是簡單的“憲法經濟觀”的重申，更有下文——另一句是“企業有權拒絕任何組織和個人無法律依據的要求”。這意味著，從今天起，民企、公民，都有權吶喊出那個“不”字。

中觀法治——國有企業無權言“私”

國企姓“國”，與私有產權不同，公有產權有著更深刻、更凝重的社會價值。國企重公益、輕私欲，乃全民之福，“市場經濟”前綴的“社會主義”，四字要旨恰在此。相反，國企一旦營私逐利，或壟斷自肥，或店大欺客，一方面吞噬民眾的消費權，更多的錢換更少的貨，一方面浪費公帑的使用權，讓民眾的共有權益受損，這就既侵私權、又犯公權，為產權保護的法理所不容。

有病就得治，決不能讓國有資產淪為既得利益的提款機。“外病”，須內治，“反對壟斷，促進合理競爭”，這一提法深意在按《反壟斷法》辦事，以后類似“手機套餐不准下月用”的霸道，將在行業壟斷的破除中，銷聲匿跡﹔“內病”，須外治，貸款拿得多，政策要得狠，連招待費都屢創新高，虧損卻頻頻，活力更別提，國企的“大企業病”得刮骨療毒，按《決定》要求，“健全以公平為核心原則的產權保護制度……清理有違公平的法律法規條款。”

當然，國企、民企，都得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道德的血液，不會自然流淌，得靠法治的心臟“泵”出來。據說“黑心油”的方便面流到了“天貓”上。食品安全、環境保護，照章納稅、紅利上繳，在商言商的較真容易跑偏，須臾離不開法治的矯正。那句“加強企業社會責任立法”，值得深深回味。

宏觀法治——調控必須為所當為

改革，說到底，還是改政府﹔法治，說穿了，就是治政府。一切行政行為，都要有法必依，沒有例外。宏觀調控，是最重要、最高端、最具技術含量與自由裁量空間的行政行為，當然首當其沖要依法為之。

那麼，問題來了，宏觀調控的法律哪部強？答案令人詫異：沒有。如論者言，搞了三十年計劃經濟，沒有一部計劃法，有些遺憾﹔同樣，搞了三十多年的市場經濟，至今還沒有一部宏觀調控法，是很不正常的。比如，房地產調控是否應當依法施行，按什麼程序來，誰來授權限購、限貸，及其放鬆，均不得而知。9月30日下班后央行的“開閘放水”，輿論一篇嘩然，缺的不正是一部法律的限權與授權嗎？

正因此，這次《決定》鮮明地提出，“依法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在這裡泄個密，評論君的博士論文，聊的便是“宏觀調控法”，本以為答辯之后壓在箱底，成了“抽屜文學”。沒想到，中央依法行政、依法調控的決心如此大。欣慰不已，更振奮不已——

法治調控，乃是保障產權，保障企業、公民真正實現“我的財產我做主”的關鍵一招。調控循法而為，可以避免朝令夕改，可以避免決策者的主觀臆斷、率性施策﹔調控不逾程序，能夠穩定微觀主體的預期，防范宏觀經濟的大起大落。當怎麼調、誰來調、按什麼來調、調出問題誰負責，全部寫入庄嚴的法典，全部刻進制度的靈魂，人民才能成為財產的主人，法治才能守護我們的明天。（文/周人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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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邱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