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長和：構建世界新秩序需“求通存異”

最近，美國不少學者和政治元老開始反思西式普遍主義理念指導下對外干涉給他國造成的危害，以及以西式普遍主義為基礎構建世界秩序的虛幻性。我認為這種反思有助於美國外交思想和實踐逐步走向理性、節制和成熟，從而更好地處理好美國與世界的關系。

如何實現各國及其人民之間的和平共處，是世界秩序建設的一個核心問題。要破解這個難題，首先就需要重新認識普遍主義這個命題。

現在流行的來自西方的普遍主義認為，有一種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和道德法則，這種普遍主義表現為西式自由民主政治理念、價值和制度，也就是人們說的“普世價值”。這種普遍主義將發源於很小地方的治理知識和經驗，放大為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從而導致在外交上具有很強的沖動總是要去改造別人，在文明觀上體現為看著別人的文明和制度總是不舒服，從而易發、誘發文明之間的沖突。

從國際政治實踐看，這種普遍主義已經破產，首先其不切實際，其次推廣過程中給別國造成很大災難，最后破壞了國與國、文明與文明之間的和諧共生。更重要的是，人們一旦被它迷住，反而會禁錮自己的思想，喪失獨立思考能力。這種普遍主義理念指導下的國家，一方面對外干涉，侵害他國獨立、自由、民主，另一方面很少反躬自省，反而問出“為什麼他們恨我們”這樣的幼稚問題。

實際上，世界還有另外一種長期被壓抑卻亟待挖掘的普遍主義。這種普遍主義首先承認萬物有別，但同時又有普遍聯系性。它們之間所以出現許多“不通”甚至沖突的現象，是因為缺少溝通、商量，或者不溝通、不商量。用中國政治話語說，就是國際上不少事情缺乏“協商民主”，不能商量著辦。仔細觀察會發現，世界上許多現象背后的原理其實是一樣的，人們認識不了原理之“義”，是因為被同義異名給迷惑了，或者被同名異義給誤導了。真正的普遍主義是在同名異義或者同義異名中揭示萬物的普遍聯系性，而不是以一種“名義”去改造別人、改造別國，如此，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國家與國家、文明與文明之間才會逐步產生一種新型關系和秩序。

第一種普遍主義著重“同化”，這已被反復証明為失敗的外交政策和國際秩序建構途徑。第二種普遍主義卻強調“通化”，即“求通存異”，從對話、商量、相互尊重中尋求共通共鳴的地方，從而相互融合，形成國家間交往和文明間交往模式的突破，以及世界秩序建構的另外一種哲學基礎可能。

中國外交哲學和實踐其實一直在第二種普遍主義中尋求與世界關系的和諧共生。筆者認為，習近平外交戰略思想的一個關鍵字也是“通”，也即在“五通”(政治溝通、道路聯通、貿易聯通、貨幣流通和民心相通)理念上確立中國與世界關系更大的秩序格局。

按照第一種普遍主義理解中國外交，邏輯結論一定是中國強大了會輸出自己的模式和對外干涉。按照第二種普遍主義理解中國外交，就很容易解釋為什麼中國反復強調互不干涉內政、文明互鑒、國際上的事情大家共同商量著辦等理念。人類文明要向更高階段邁進，需要拋棄已被証明過時的西式普遍主義，轉而以第二種普遍主義為指導，形成和諧共生的新世界秩序。

(責編：宋勝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