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在邦：金融危机缘何还没走出去

　　全球经济治理问题说到底是南北关系问题。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过半个多世纪，南北关系问题未见好转。金融危机发生后，二十国集团成立，使全球治理升温。但最近几年，面对复苏困难的形势，全球治理似乎动力衰减。

　　综合起来看，全球经济治理主要面临三个问题。

　　一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代价问题。危机前，世界指责中国出口太多，导致全球经济不平衡，要求中国承担调整责任。今天，世界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发达国家债务，它们像泰山压顶一样严重威胁着世界经济的平衡，那发达国家如何承担自己的调整责任，主动调整？

　　过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是要求财政出状况的问题国实行财政紧缩。可是现在包括美国、欧洲和日本这些国家和地区金融出现问题了，它们却在争先恐后地实行宽松。这个时候，IMF扮演什么角色？IMF哪里去了？

　　现在美国在IMF拥有16.7%的投票权。根据决策规则，重大事项必须有85%以上的投票权方能决策实施。美国投票权超过15%意味着什么？只要美国不支持某项改革，它就拥有否决权。

　　在IMF决策机制里，缺乏新增投票权，只能在原来的投票权中间转换，这意味着美国的权限不变，其余无论怎么变都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因此，有必要优化IMF的决策机制。未来应该支持IMF增资，并且最好把上面所提的85%的标准降下来，自动稀释美国投票权。

　　二是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责任问题。现存国际货币体系中，储备货币由主权国家发行，却在全球发挥作用，这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结构问题。发行国发行货币只为本国经济财政形势考虑，不对国际货币体系稳定负责，结果导致金融安全形势严峻。2007－2009年美联储秘密地几乎零利率地向全球金融市场注资7.7万亿美元，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金融市场剧烈波动。这种现象如何监督和管理？

　　如果界定储备货币发行国承担的责任，让其接受监督和约束等问题不解决，全球经济秩序就是空谈。

　　三是可持续发展的责任问题。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所谓发展援助半个多世纪，没有起到太大促进作用，发达国家要反思要检讨。在强化全球治理的背景下，富国如何负责任地为穷国提供公共产品，为全球治理提供资金捐助，如何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落到实处？这些问题需要面对。

　　针对上述问题，应当强化机制设计。

　　以可持续发展援助问题为例，可以考虑设计一套衡量机制。在全球范围内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凡是超过平均数的国家都应当为全球治理提供捐助。可以将那些超过平均数的国家分成三个等级，例如，全球人均GDP是5000美元，将人均超过5000美元的分成几个等级，如5000－1.5万、1.5万－2.5万、2.5万美元以上的，每年将年度财政预算的一定比例捐助给全球治理账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可以和跨国公司、国际主流媒体合作，定期公布各国履行义务的情况。那些拒不履行义务的国家将没有资格竞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5年了，全球性危机仍未过去，复苏乏力，经济不振。对这一点，全球经济治理需要反思，尤其发达国家需要反思，更需要拿出决心作出变革。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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