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俊生：限购是行政干预市场的惯性冲动

3月25日晚间，杭州市政府宣布，从第二日零时起，对小客车采取控制总额和错峰限行的双限措施。由于杭州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最近半年内针对政府即将限牌的消息多次作出“辟谣”式澄清，此次限牌新政的遽然推出等于是政府直接否定了自己。这种自毁诚信的行为受到了舆论的广泛指责。

杭州市政府之所以采取限牌措施，是希望通过减少汽车消费来减轻城市交通拥堵和雾霾严重的压力。限牌能否达到这样的目的，需要进行一系列复杂的科学论证，但杭州并不是汽车限牌的始作俑者，在它之前，京沪穗津这4个大城市都已推出不同版本的限牌措施；而在它之后，其他一些与杭州差不多的二线城市也有限牌的打算，未来估计也会跟进。

其实，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得稍宽一些，就可发现，限制某种商品的消费，近年来已经成为政府调控市场的一种常规手段，其中最显著的就是房地产市场上的限购措施。房地产市场上的限购，其目的是通过减少市场购买来倒逼房价下行，但几年来的调控实践证明，限购并未达到这种效果。现在一些城市对小客车消费采取的限牌措施，其目的不是为了降低车价，而是为了减少拥堵和污染，似乎比房地产限购更具合理性，但是，从京沪穗津4个城市来看，限购的效果也是值得怀疑的。

从本质上说，政府出台对某种商品的限购政策，是政府对市场消费的直接干预。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商品供应严重不足，对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实行按家庭或人头限购，以致发行了大量在今天看来令人惊诧的票证，这种“票证经济”在改革开放初期仍然存在，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逐步退出。我们记忆犹新的是，“票证经济”虽然满足了最为基本的民生需求，但也对消费市场形成了扭曲。比如，当自行车必须凭票购买的时候，一些暂时并不需要自行车的居民在得到票证后也会购买，如果不想买就会将票证倒卖出去，从而使票证产生了经济价值。

今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短缺在我国消费市场已经基本不存在，而当限购这种行政手段继续推行的时候，它同样会对消费市场形成扭曲，从而使限购想要达到的目的落空，或是产生明显的副作用。比如，当很多城市规定本地居民只能购买两套房、外地户籍人员可在本城购买一套房的时候，这两套房、一套房就会出现某种由政府分配的福利品的色彩，一些本来没有购房计划的居民也会在此政策激励之下产生购房冲动。汽车限牌的措施也有这样的效果，当车牌成为奇货可居之物后，它就产生了经济价值，一些本来不打算购车的居民也会积极加入这一队伍，在得到车牌以后即使暂不购车也可以想办法倒卖出去。

限购是行政干预消费市场的一种惯性冲动，它背后暴露的问题是，政府在行使社会管理职能时仍然将限制市场消费作为最常用的手段。这样做的效果一方面是扭曲了市场，伤害了市场；另一方面又强化了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与目前正积极推进的简政放权的方向不符。因此，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限购，也必须将它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并积极创造退出机制，而不应将其作为一种长效机制推广。

就高房价的成因来说，购买力强盛并不是主要原因，政府在房地产市场通过收取税费占有了太多利益才是最为重要的，而缺少对这方面的深层次改革才是房价降不下来的根本原因。就城市拥堵和污染来说，民用小客车的大量增加确实会加重这两方面的压力，但道路、停车场等城市基础建设的严重欠账是导致城市拥堵的更重要原因；至于雾霾的成因则更为复杂，小客车排放的尾气未必是最重要的。通过限购来减少小客车的消费，并不是有效解决拥堵和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政府如果过于依赖这种行政手段，而不去积极推动关键领域的改进，那将是一种可怕的“懒政”，将给城市的未来带来难以收拾的局面。

（周俊生，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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