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俊生：治理“大城市病”，北京思路值得点赞

刚刚闭幕的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届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共北京市委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各地都将根据三中全会的精神制订针对本地实际的全面深化改革方案，北京市率先出台的这一方案将成为各地的一个蓝本。

北京的改革方案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没有空喊改革的口号，而是切合北京在发展中面临的瓶颈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改革目标。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是聚焦“大城市病”。

“大城市病”是一个具有全球性的话题，最近几十年来，一些发达国家的大城市人口高度拥挤、交通阻塞、环境污染、房价高涨，成为难以解决的顽症。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人口流动不再受限制，“大城市病”也开始形成，而在这方面，北京的情况尤为突出。现在，北京已拥有2000万以上的常住人口，人口密度高给城市的运转带来了不少压力。北京的雾霾天气和交通拥堵让人难以忍受，以致得到了“雾都”和“首堵”的称号。

中国出现的“大城市病”，似乎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它们都是因为大城市集中了太多的市场资源，从而对就业人口产生了强大的导入功能所产生的。就业人口大量涌入大城市，固然给大城市增加了很多压力，但他们也为大城市的繁荣发展提供了物质保证，特别是一些低端行业，已经基本上由外来劳动力承担，因此大城市的发展实际上已离不开外来人口的支撑。对外来人口是堵还是疏，也考验着北京的智慧。

北京的改革方案在人口调控方面提出深化研究调控机制，要求科学制定人口总量中长期调控目标，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多种手段加强人口调控。北京决定将实施已有多年的居住证附载入社会服务功能。居住证历来被视为大城市控制外来人口的一个手段，从而背负了很多负面评价，此次将其接入社会服务功能，实际上是承认了外来劳动者对北京发展的贡献，这是一个积极的思路。北京的这个改革思路，虽然此前已经在某些方面有所体现，但此次通过市委会议的文件加以认可，使其成为一种长效机制，这仍然是值得点赞的。

按照一些人的想法，治理“大城市病”的最好办法是减少人口，把规模减到与其最佳承载能力相适应。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简单化的手段缺少可行性。一个城市有包容与气度，不仅体现在城市建设的现代文明，更体现在它给予每一个寻梦者的空间与机会，这对北京作为一个首都来说尤为重要，因为首都是全国人民的首都，而不是北京原住民的首都。将外来人口纳入人口调控空间，给予他们合法的社会地位，并且提供社会服务，体现了北京的宽广胸怀。化解“大城市病”，决不是将外地人口驱赶出城市就可达到目的。

其实，中国“大城市病”的出现，既有世界大城市的共性，也有在自己的国情制约下产生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就在于，中国大城市所具有的丰富的市场资源，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市场充分发育后产生的，而是在政府仍然对经济握有强大支配权的背景下，政府的资源分配更倾向于大城市所产生的。因此，要消除中国的“大城市病”，还得从中国国情出发，对症下药。北京的改革方案提出要在投资准入上推行“负面清单”，这是一种更积极的改革思路，通过减少政府审批来激发劳动者的创业激情，释放市场活力，有利于提高北京的经济增长率，有利于北京向包括原住民和外来人口在内的所有民众提供更丰富的社会服务，减轻“大城市病”对民众所造成的压力。当然，从全国范围内看，化解“大城市病”也需要其他地方的政府减少对市场的管制，让市场释放出更多活力，以此提高对就业人口的吸附功能，分散大城市的人口流入。

（周俊生，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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