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学俊答《环球》:“中国为什么能发展这么快？”【2】

1、改革使国人获得了选择劳动方式和生活处所等人身自由，生产力获得了基本解放

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而按马克思主义观点，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的能动要素。虽然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说，但科学技术无疑是人创造的，所以并不矛盾。事实证明，当人被牢牢束缚而失去或基本失去劳动、创造的自由时，生产力必然僵滞、退化；反之，生产力就会非常活跃且爆出巨大能量。

中国原本是农业大国，中国的改革也是肇始于农村的，我们便以三农为例。文革及文革前，农民不仅对生产资料无丝毫支配权，即便种什么作物、怎么种、一家几人去种几人外出打工挣钱，也毫无自由可言；不论啥缘由，家里的劳力必须齐齐在“人民公社”大田里大呼隆干活，否则便以搞“资本主义”或个人“发家致富”（致富过去是罪名）批之斗之；有聪明灵活点的农民设法在工余悄悄搞点“小生产”之类，那也必以搞资本主义论处，名曰“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倘有家中富余劳力胆敢不种田而进城打零工挣外快，那更准挨斗挨批并挨罚，且家人也会如贱民般因此抬不起头来。几亿农民被牢牢束缚在计划经济下所谓“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大田里，每天干多干少就那样。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人，失去了劳动创造和选择的起码自由。甚至在遭遇大饥荒乃至时见饿殍于路边，农民不仅没有上访反映灾情或官员胡作非为的“言论自由”，连外出讨饭的“自由”也没有，某些地方会有民兵端抢守在村口，理由是外出讨饭就是故意给“社会主义”抹黑，更严防上访——野蛮“截访”其实早已源于此时。而有良知未泯的官员给中央乃至毛泽东写信反映大饥荒等实际工作问题便遭万劫不复灭顶之灾致使大饥荒蔓延。这是公民丧失“言论自由”对社会发展造成危害的典型例证。

而在农村改革以后，农民获得了部分支配生产资料（土地）和自主劳动创业的自由，积极性则完全释放出来，他们明确知道干得好坏直接与自身利益捆绑一起，不论怎么干，都会朝着增产增收的目标去奋斗——这就向着马克思所言“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以及“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接近了一大步。中国改革从农村大包干开始且获得极大成功，其实质正是缘于对生产力最活跃元素之“人”亦即生产者的解放，还他们以劳动以及支配生产资料的自由。于是我们做到了大灾小灾来临而不会再有饥荒饿死数千万人，13亿人口的大国不仅真正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开始“奔小康”，城镇人口凭票证计划供应粮食瞬间成为当今年轻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历史；电视机、沙发这些过去只能在高干家中才会有的物件，似乎一夜间“飞入”亿万寻常百姓家，空调、小轿车等等也逐步接踵而至，社保、医保在中国史无前例地开始逐步覆盖全体城乡国人……

对生产力亦即人的解放在继续——农民和全体国人获得了选择生活和劳动处所的自由，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农民工”一词，而其数量却是3亿！这就是对生产力的解放，劳动者获得了“自由”！中国并未因为少了3亿农民而闹饥荒，可工业和城市建设却多了3亿劳动者，他们在为社会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自己也多少受益。可以说，没有这3亿农民工，城市中那些高楼大厦和不断延伸的高速公路、铁路不可能如此神话般迅速呈现在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