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学俊答《环球》:“中国为什么能发展这么快？”【4】

4、没有“言论自由”其它一切自由都是泡影；没有“言论自由”中国就不会有改革开放这回事

社会及国家迅速、可持续发展包括社会的稳定，必然与公民言论自由即各项自由民主权利的实现相伴相生。否则，中国就不会有政治民主和社会管理改革的科学发展。这有无数事实可以佐证。

中国目前“言论自由度”较之文革及以前有了很大提升，这是中国改革、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即便还很不够，即便问题多多，这有限的言论自由也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一步一步实现而值得珍视的。而正因此，才有了改革开放，才有了政治的进步，才有了中国发展的“根”——因为如果没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就不会有改革开放的实现；《环球》大约不会忘记，“真理标准大讨论”是改革开放的前奏和必要前提，而这一彪炳史册的“大讨论”得以展开的前提正是对思想和言论自由的稍稍放开；否则，我们至今可能还在“两个凡是”和毛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极左桎梏下挣扎彷徨。语言是思想的外壳，言论自由即体现了思想的自由；有了思想的自由，才会有创新和发明创造。中国每前进一步，其实质都是向着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接近。

“言论自由”必然是公民自由权不可分割的首要因素。正如《环球》所言“迄今为止世界上并没有完全靠言论自由成功带动社会全面发展的国家榜样”，是的，哪有“完全靠言论自由……”的例子？这自然是《环球》有意树立的假想论敌；而我们则应该补充一句才算全面：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唯独摒弃言论自由的“自由”，也没有剥夺公民言论自由权而社会却能真正做到全面、持续发展的先例。

“言论自由”是公民“第一自由权”，这不仅仅在“西方”，中国《宪法》第35条已明确载入，不可抹杀。马克思所言也证明了“言论自由”在公民权利中的重要地位——“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4页）。我们可以设想：假设一个人身财产权遭到官商不法侵害的公民，他连在网络等媒体上发布信息或上访申诉都会遭到跨省追捕或“被精神病”，那他还有什么公民权利可言？“言论自由”能从公民自由权中剥离或无视吗？

我们能说“言论自由”对中国的迅速发展是可有可无的吗？

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正式载入我国《宪法》，这无疑是中国政治民主方面进步的重要标志。然而，如果没有言论自由，就不会有全国广大公民、学者不断地呼吁、阐述、论证，就不可能会有这样明确的进步，这一过程至今可考。广州收容所孙志刚被毒打致死，拆迁引起公民自焚、下岗教师兰州陈平福写博文被控“煽动颠覆……政权”罪等事件，如果没有目前有限的这点言论自由，这些事件就不会引发全国的大讨论，也就不会因此而带来实施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终止和《物权法》《拆迁补偿办法》的出台和修订，也就不会有兰州检方最近对陈平福案的依法撤诉……此类例证不胜枚举。公民获得平等、自由的权利和公正待遇，才会爆发出更大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我们能说 “言论自由”对中国的迅速发展可有可无？

现在，在某些时候，在某些政策、法律出台前会广泛征求民间的意见和建议，尽管还不算普遍和法制化，但它毕竟是走向政治民主和清明的开始。言论自由是“民主“的重要特征之一，没有它何谈民主？如果没有“言论自由”，就不会有“问政于民”和“网络问政”一说；没有言论自由就不会有政治及社会管理的改善和科学发展；社会矛盾淤积，国家与社会发展必受阻。

具有5亿多网民（12.22.央视公布数据）的网络言论固然众声喧哗，有时难免良莠不齐，甚至也有违法犯罪之徒，但我们必须看到主流和本质，那是真正的“主流舆论场”，反映出的是民心向背（在法制逐步健全的今天，某些人试图把网络反腐与文革时无政府状态下的“大民主”类比，这不是无知也是别有用心）。正是这样尚存有限的“言论自由”，才发挥了一点点民主监督的作用，在反腐败体制尚未有效建立之时，“网络反腐”多少遏制了某些腐败的蔓延，使那些身居庙堂的蛀虫不得不有所顾忌——尽管有时公民的网络反腐代价也是相当沉重的。而即便这样有限的“言论自由”不仅没有给国家发展“添乱”而且积极促进了社会的良性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样尚存有限的“言论自由”中国会是怎样一种局面?中国的发展能这么迅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