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

　　环球时报年会2013特别报道之七　未来十年的中国外交转型

　　中国外交进入怎样的时代

　　赵可金(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外交要转型，大体有三个原因，第一是国家利益变了。过去讲国家利益，指的是在国界线之内的本土利益，现在的国家利益拓展到海洋、海外、太空、网络，传统的外交方式已经不足以保护这些利益。第二是国家的身份变了，过去中国是国际体系外的弱国，今天成为了体制内的强国，所承担的责任和享有的权利等都会发生变化。第三是国际环境变化了，国际政治社会化趋势使中国外交的对象不仅包括他国政府，也包括各种政治势力组成的“世界社会”。每个国家的老百姓都在批评自己的政府，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微博抗争。面对新社会生态，片面强调国土利益、仅仅依靠官方渠道去和其他国家打交道的传统方式已经捉襟见肘。中国的外交可能会进入继毛泽东“1.0时代”，邓小平“2.0时代”进入所谓的“3.0时代”，特征是强调做负责任大国，在外交姿态、心态和理念上更加开放包容，与各国的各种政治势力都发展外交关系，推进立体外交。

　　达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外交转型有一个核心驱动因素，那就是中国自己变了。这一两年外交手段明显丰富，不仅有外交交涉，还有军事力量的非战争形态、执法力量、对外经济手段中强硬一面的运用。中国外交“2.0时代”面临两大问题，一是“维稳导向”，就是我们的外交更愿意维持现状，而不愿见到改变，我们喜欢和熟悉的面孔打交道，哪怕这个人的政策未必对华友好。这导致我们的外交变成危机驱动型。二是我们不谈价值，只谈利益，至少是讲价值观时不够理直气壮，更不够让人信服。比如在公共外交当中，我觉得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传播的途径、媒介，而是传播的内容，我们没有内容给人家。中国外交的转型实际上在最近两三年已经开始了，今后，我们外交的手段会越来越丰富，会越来越愿意提出中国版普世价值观，外交的协调机制会越来越好。

　　王莉丽(中国人民大学公共外交研究所研究员)：要全面提高中国的软实力，一个关键途径是推进公众外交。而现在中国的公共外交存在着“逆差”。首先是机制的问题，现在国务院新闻办、国家汉办、外交部，都在推进公共外交，但没有统一的战略，就像九龙治水，资源分散。另外，人家西方的公共外交，有多元化的行政主体，而我们是铁板一块，只有政府。西方的外交智库是国家的智囊团，是政策研究的中心，同时还是公共外交中重要的行动主体，同时还在全世界构建这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和舆论传播的网络。中国公共外交领域思想库的建设，近些年发展得非常迅速，但是离真正发挥作用还远远不够。

　　梅新育(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从经济层面说，中国外交也需要转型。对于对外贸易非常少的国家来说，它的外交利益主要是政治利益。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是这类情况。当一个国家的外贸已经发展到非常大的规模、对外直接投资或者说海外资产有相当高的增长，那么保证外贸商路的畅通和海外资产的安全和增值就将非常重要。另外，在下一个十年里，中国会从强调单纯与国际惯例接轨更多地转向推动建立国际经贸新规以适应我们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十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繁荣与初级产品市场密不可分。但现在初级产品的超级周期已经结束，向熊市的方向走去。这对许多新兴国家将产生剧烈的负面影响，也势必影响我们未来的外交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