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没有法治，德治一定堕落

儒学可以对启蒙思想进行修正

启蒙思想是现代文明最强势的意识形态，自由、民主、平等、宪政、理性、公民社会、市场经济都跟启蒙有关系。但是，人类现在碰到了几个新的大的挑战，最大的挑战是生态环保的挑战，还有女性主义、男女平权运动、社群伦理运动、文化多样性运动、宗教多元运动的挑战，启蒙思想不足以应对这些挑战，所以对启蒙也需要反思。

首先要反思的是人类中心主义，或者叫工具理性，要重新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其次，启蒙突出了自由，但是对正义照顾得不够。法国大革命有三大价值：自由、平等、博爱，但是博爱的观念后来没有突出。最后，中国人对宗教的理解不够，我们应该探讨人心和天道的关系。

对中国而言，一方面，启蒙绝对没有完成，但这并不表示不能对它进行批判和反思。我们既要尽量发挥启蒙精神，又要超越启蒙的视野。儒学可以对启蒙思想进行修正，但前提是儒学本身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转化的前提是要向西方学习。

儒家有三个方面需要向西方学习：一是超越而外在的宗教；二是崇尚理性的哲学；三是政治思想、政治制度、社会实践，包括市场经济。但我们不是要放弃一切向人家学习，而是要与西方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对话。经过对话，我们认识到，我们应该突出儒家的宗教性，不能只讲道德，不讲制度和治理方案，不能只讲人性本善，还要看到人性的阴暗面。宪政民主很难学，但一定要学。有了法治并不表示我们一定会形成有道德的社会，在法治的基础上要讲德治，但没有法治讲德治一定有问题，如果没有法治，德治一定是人治，一定堕落。

“五四”那一代人整体上采用的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学习策略，为了鼓励大家向西方学习，就鼓吹我们百事不如人。鲁迅就是以中国糟粕中的糟粕来定义何为儒家。儒家是什么呢？就是阿Q、祥林嫂。以中国糟粕中的糟粕和西方精华中的精华相比是不行的，要发掘中华传统中精华的精华，和西方精华中的精华之间进行对话。

我现在要开展的一个项目是中美核心价值的文明对话。从我们的核心价值来看，西方非常注重理性，这是对的，我们也要突出理性，但是同情是不是也非常重要？慈悲是不是很重要？和谐是不是很重要？西方讲法治、权力，那还有礼貌、责任、义务的问题呢？普世价值我们必须要有，假如我们用一套包装起来的语言说我们不需要人权，主权比人权更重要，那绝对是荒谬的。但假如认为有了人权，我们就已经比较现代了，那就很糟糕了。为什么？因为在人权论中，我是亿万富豪，你无家可归，你尊重我的人权，我尊重你的人权，但我们中间可以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可以不帮你任何忙。

有人认为，儒家应该为中国近代面对西方挑战遭致的失败负责任。的确，作为中国的主流思想，儒家的影响太全面了，儒家思想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DNA，以前我们对自己的DNA的认识都是负面的。比如，儒家是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的，是主张等级制度、权威制度和男性中心主义的，所以它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是，“亚洲四小龙”非常认同儒家文化，又在现代化过程中表现突出，而且台湾已经实现了充分的民主。反而是在中国大陆，对儒家的反感最强，儒家的好处没有发挥出来，它的阴暗面反而影响力非常大。比如说走后门的问题、贪污腐化的问题。我认为这些政治文化很多都跟儒家有关系，儒家不能辞其罪，但是，这个关系是不是必然如此？这值得我们反思。如果你说儒家就是小农经济的，只有小农经济的社会才能够推行儒家，只有大家庭才能推行儒家，儒家阻碍民主，那就错了。

儒家是一个活的传统，儒家是没有教条的，一方面包容性很强，一方面它的自我批判能力也很强。“五四”知识精英是批判儒学最严厉的人，但他们都是儒家文化中最好的传统的受益者，胡适、陈独秀、鲁迅，都是吃着儒家的奶水长大的，他们的道德情操都跟儒家有关系。

儒家文明是个学习文明，《论语》的第一个字就是“学”。因为提倡学习，第一期的儒学，从曲阜到中原，吸收了中国内部很多其它思想的优点；第二期的儒学吸收了佛教的优点；第三期就是吸收西方文化优点。儒家的特点，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包容，它一直在对话中发展。所以，在儒家的文化圈里面有“三教合一”说，有一种关于天下的宏观视野，有天地一体的情怀。

儒学经过历代创新，并非没有发展出权力制衡思想，只是它跟西方的三权分立完全不一样。有一个哈佛法学院的博士叫咸载凤，韩国人，他的博士论文是《作为宪法主义的儒家》。他认为，宪法就是一个调控系统，儒家的“礼”就是个最完备的调控系统。以前黑格尔说中国人只有皇帝一个人自由，他说，中国最不自由的人就是皇帝，因为他一切言行都要受礼的控制，包括他的性生活都是在大家关照之下，只有皇帝没有私事、私心。这跟西方完全不一样，所以西方出了英主，也出了暴君，中国大半皇帝都是比较正常的，或者循规蹈矩的。三权分立思想产生于西方现代社会，中国未来发展出来的民主政治，应该和儒家礼的传统密切配合。

熊彼特给民主规定了两个量化条件：一是定期投票，二是多党制。现代民主不可能没有透明度，没有竞选。另外，民主还有一个侧面叫公共理性，有公共理性才能发展市民社会、公民社会。中国传统中最了不起的价值就是强调公论，皇帝常常将最重要的问题拿到社会上一起讨论，汉代的《盐铁论》是公论，唐代关于儒家、道家、佛教的优劣的讨论也是公开的。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机制是不行的，没有一个机制让大家表达意见，那你能算民主吗？不可能。现在糟糕的是，只有在网上的炒作，这不是公论，公论是负责任的讨论，需要有知识背景的或了解情况的人参与，然后根据各种不同的观点，再做出一些结论，政府必须将这些结论列入政策。

“权力优先于善”是现代西方政治最重要的理念。一般来说，在一个政教分离的社会，在政治领域里不能谈价值的问题，但现在来看，这太不现实了，现在宗教问题不进入美国政治领域讨论是不可能的。政治不是个独立领域，不可能把宗教、道德驱除出政治，你必须要面对价值的问题。

儒家政治具有深刻的伦理和道德内涵，贤人政治是儒家基本的精神。贤人政治强调的是，越有钱、有权、有影响力的人越应该对社会负责任。儒家的道德说教都是面对精英的，它要培养出一批关切政治、注重文化，对宗教、对价值敏感，能够参与社会建设的“士君子”。“士君子”在现代社会就是公共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媒体和各种场合提出对政治和社会重建的批评或改进意见，这是真正的协商政治。

儒家一定是入世的，儒家能够存活下去的根本就是它的抗议精神，它永远在批判，在批判的过程中使社会越来越好。我们以前把儒家和专制的关系放大了，实际上儒家的抗议精神历朝历代都是存在的。有人说，董仲舒设计了一套神学来为汉代的皇帝服务。荒唐！他设计的那一套理论，用今天话讲，如果有天灾人祸，政府就要负责任，宰相就要辞职，皇帝要下诏罪己，因为你触犯了天怒，你要仔细看看你政治上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所以抗议精神太重要了，没有抗议精神就没有儒家。儒家在明代出现了三个观念：一个是官、一个是公、一个是私，潜台词是，官已经不能代表公，朝廷变成了私欲集团，所以知识分子要以天下的公论来批评朝廷，要以德抗位，也就是站在一个更高的道德也罢，哲学也罢，神学也罢的高度批评现实政治，这个如果没有的话就完了，那就不叫儒家了。

儒家有三个层面：道、学、政。道就是基础理论，学就是学术传统，政就是经济，这三个必须配合。蒋庆有个盲点，他认为应该讲政治儒学，不要讲心性儒学，他对儒家整体上的人文精神重视得不够。

（萧三匝采访整理；杜维明为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来源：中国企业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