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得顺：警惕“谋地型乡村精英”的崛起【2】

未来改革的方向：“抓两头、放中间”

针对乡村社会结构的分化现状，解决地权问题的出路何在呢？笔者认为要充分考虑社会结构性要素对农地资源配置的影响，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第一，国家方面。一是需要对以干部精英为主体、以“依附型平民精英”为补充的“谋地型乡村精英”进行规制，特别是要削弱干部精英的农地权力。就农地产权的制度设计而言，要善于处理复杂的社会关系、培育积极的社会力量，抑制其消极性，朝着“培育社会型政府”的方向转型。具体来说，就是强化国家和农民的权力、弱化基层政府和行政村权力，即所谓“抓两头、放中间”，形成三种权力相互制衡的局面。近年来出现的各种“圈地运动”，根本原因是地方政府与基层的村委会、村干部“共谋”，农地权力过大，国家对它们缺乏十分有效的监管，农民在强权面前十分弱势，几乎没有谈判能力。因此，国家应当强化对土地的管理，明确界定“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的界限，进一步加强地权的产权登记工作，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有效监督。二是在征地过程中应当给丧失土地资源的农民合理而公正的补偿，而且补偿要具有可持续性。这种补偿的内涵不只包含现金支付，还应包括赋予农民就业权、社会保障享有权和完整的市民权。就业权，指享有城乡自由流动和自由择业的权利；社会保障权，指因城市就业而获得的各种社会保险，比如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市民权，指因市民身份获得的权利，比如义务教育、职业培训、社会救助等。就业权包括培养失地农民的生存技能和能力，政府应为他们创造各种就业、创业的机会，然后是进城务工的失地农民应该获得与自身所付出的劳动相应的、与城市户籍市民平等的社会保障权，最后是与市民平等地受教育权等市民权。

第二，农民方面。农民应当加强自己的组织建设，形成一个真正能代表自身利益的组织，进一步拓展应有的公共空间。农民只有建立起真正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譬如农会、农村合作社等经济社会性组织，并由该组织来代表农民行使地权，才能有效制约地方政府的各种“圈地运动”，有效牵制基层组织的权力。总之，对失地农民权益的保护应当是一个综合的、可持续的、系统的工程，而不能简化为所谓的现金买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因土地征用而引发的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也才能在国家、基层组织（包括地方政府、村委会等）与农民之间形成良性的社会互动关系，进而培育共享发展成果的和谐社会。

来源：社会科学报第1344期 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