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最近两个月来的大多数宏观经济数据——如GDP、财政收入、CPI和PMI指数、进出口等等——都显示,中国经济正在、甚至已经企稳回升,完成去年初设定的各项主要指标铁定不成问题。 |
全球化、“再平衡”与“政府失灵”
4年前金融海啸和经济危机降临、随后便在各国政府协力“救市”的政策下很快稳定下来以后,许多政客和财经官员都头头是道地宣称已从70年前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和日本过去20年来的长期低迷中汲取了足够教训——救市的成效不是证明了这一点吗?现在知道,我们吸取得十分有限。
导致目前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动荡的根源一个都没有消除,有些反而在政府为应对危机而不断祭出刺激政策的“猛药”后进一步加强。就是说,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旧模式依然在运转。
不少人正确地指出,要从旧的失衡的经济模式中走出来,危机前不可持续的增长所导致的各种不平衡必须得到修正,全球经济就需要实现“再平衡”。在笔者看来,这一过程至少应当包含以下几个不同层面的内容。
说实在的,眼下不管是在欧洲大陆还是在美洲大陆,所有人都不再怀疑威胁的严重程度,所有人都了解推出更有力政策的紧迫性,像默克尔和卡梅伦这样的政治家们也不都是傻瓜和懦夫,然而为什么他们不能停止回避这些重大挑战,对挽救日益沉沦的经济有所作为呢?
问题的症结在于最终由谁来埋单?
4年前,当危机尚停留在私人部门(比如华尔街或冰岛、爱尔兰的银行系统内)的时候,美国和这几个欧洲国家的政府可以为拯救它们“埋单”。而4年来危机逐渐转移成一个个国家的主权危机,它仍然也需要埋单者。换言之,必须要有一些国家为另一些国家“埋单”,虽然这个“埋单”的过程和形式因为经过了欧盟、欧洲央行和IMF等各种国际组织之手而变得比较复杂曲折。但这在当今民族国家世界体系内几乎是不可能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更加不可能违逆民意而迈出这一步。因此,这次危机的解决不利在更深的层面折射出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本土化之间的深刻矛盾。
70年前的大萧条后来之所以能够被成功克服,除了由于当时全球化程度不高外,更主要是因为当时美国拥有全世界一半的GDP和外汇储备,这使得美国实际上承担了“全球政府”的相当一部分功能,当然它自己也从中换取了巨大好处。时至今日,疲惫不堪的美国已难以重新成为发动机,而过分期待中国则显然也不切实际。于是,今日的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增长无极”的时代。
在中国领导人眼里,2011年是“最困难的一年”的话,2012年则是“最复杂同时又充满希望的一年”。那么,经历了换届以后的2013年将会呈现怎样一种扑朔迷离的变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