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海：要不要将女“神探”聂海芳锒铛入狱

张高平叔侄整整被冤屈了一个年代，但他叔侄俩所失去的，却不是一个人在十年时间正常劳作所能获取的一切可以囊括。公平公正一旦被扭曲，被工具化，成为伤害社会、伤害公民的“凶器”，它给受害者所带来的远远不止是物质及那些物质里可以数字化甚或天文数字之的财富之损失，更恐怖、更遗憾、更无法补救的是一个人在精神领域的那些无形损失：子女欠抚，老人欠赡，家破人散、亲朋疏陌、从此对社会的愤懑、对国家的不满、对法律与制度的厌恨……那才是一个公民和他所归属的社会最宝贵的东西的永远丢失。

没有铁证，张高平叔侄奸杀案当年是如何被整成可判死刑的“铁案”？这是张高平叔侄从监狱重新回到社会后，国家与制度、法律都要迫切去深刻反思的自省，以使从此可堵冤案之源头，可截错判之外流，以使公平公正从此不流失，不变形，阳光一样地照进每一宗案，阳光一样地照亮这块土地的每一寸。

只当公平公正一如阳光普照了，我们的社会才或可拥足够的明亮与温暖，公民才或可有出彩的机会，中国梦才或可成为十三亿人共同的梦，而不至沦为权贵的专供品。

神探，从来都不是吹出来的，那是一案一次公正、一案一个公平的干出来的，不是案件一侦破就可以出来一个神探的。悲哀的是，中国的神探，基本都是”一案一个神探“的模式整出来的：案件刚破，嫌疑人仍在侦查、未诉、未经判决的尚属”罪非罪“阶段，破案者却已被警方、被媒体合力捧上了天，或成了“侦查能手”，或成了神探。案件最终的无罪有罪，一点也不妨碍神探的提前“出世”。现实里，神探与冤案成了两码子事——你冤你的，我神我的，各不相干。

其实，“神探”，更多是警方基于警队宣传的需要而横空出世的，是警方与媒体源于同一“饥饿”而共同宣传的英雄。一如聂海芳，这名当年负责张高平案件的杭州女神探，“神探”之名并非因为或迁就她的个人需要而诞生的。在越来越受监督的政府机关，个人英雄主义的确没有多少空间，但以个体为载体的英雄之精神却还是我们社会所需要的。

事实是，聂海芳一直都呆在刑警的预审部门的，不在侦查一线，按照分工，她是不需要接触案件的侦查与侦破，她所为人知道并为人称道的“神”，更多神在与嫌疑人的面对面审讯问话上，在警犯提堂场合里的心理对决上，在于通过心理攻陷而去构建证据链条与深挖犯罪余罪的无形智慧上，神探谓之聂海芳也不过分——一个人能够在二十几年里主办或协办三百宗命案着实非易。

另一个事实是，于公平公正，一个累似娱乐圈造星工程而被星化的“神探”，其实是没有多大能耐的——在政法委运作下的现行司法机制之下，一宗案件的冤与不冤并不是一个神探可以左右或决定的。故而，张高平的十年蒙冤，聂海芳并非个中罪魁祸首，亦非她以一己之力将叔侄二人送入冤狱的。

冤情大白后的今日，论罚论责，都不该像媒体前段时间那样，一个劲且一窝蜂地聚焦聂海芳一人之身。法治也需要科普。让张高平叔侄冤屈十年的，并不是公检法诉讼流水线上的某个人。如果问责是为了惩治流水线上某个坏掉了的链节，将个别人士纳入司法追究的考虑也实属无可厚非；如果问责是为了塑建一条更高效率、更高质量的流水线，那就当重新审视、调整、规范或限制政法委干预司法的部门职能，鄙视一边高喊构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一边强调所谓“大局”实为政府一己之利之局而事实上却是“两头不到岸”的政法精神，将公平公正摆正位置，使其回归法治体体系原来应该在的那个地方，让天下执法无不勇于趋之若鹜，敢于以之为尚。

多一个神探，不过给社会治安多上一些震慑影响；多一次鄙视，可给国家法治多上一次公平公正。以政法委为司法工作的马首，公检法就还会以“大局”是瞻，某些“关键”时刻里的案件就还会被“服务大局”的政法要求剥夺其应该得到的公平公正，一如当年“叔侄奸杀案”，只得以那年那月的“铁证如山铁案一桩”来平息杭州市民对那个迄今不知是谁的奸杀者的恐惧，也只得以“凶手已经伏法”来告慰那个还在花样年华里的被残害的女生。

逝者逝矣。生者该怎样去反思，怎样去清醒，该如何活出精彩，如何将习近平主席的“中国梦”呈给犹在嗷嗷待哺公平公正的十三亿国民，无疑已是我们如何去尊重公平公正、尊重公民尊严的同位思索，不可不慎之又慎。

（本文转载自“老海-凤凰博客”，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