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NGO的作用不仅仅是对政府的救援行动“查漏补缺”那么简单。要看到,政府部门与民间力量是各有特长的。政府更擅长救援生命、抢修通讯电力和避免二次灾害等抢险类的工作,这固然是民间力量很难企及的方面;但NGO更关心灾区人民的生活状况、环境保护等,更注重长效。 |
“‘5·12’确实起到了很大的教育作用,”贾西津说。
贾西津告诉纽约时报中文网,根据国外经验,相比于个人志愿者或单独的NGO而言,一些由诸如救灾、环保等特定专业的组织所构成的社会内部联盟,与政府的配合、互动会更加有效,因为这类平台的动员能力很强,且有日常性。在合作关系上,一方面,联盟的社会行动是完全独立的;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与政府紧密而平等地合作。
虽然尚未成为主流,但在雅安灾区,这样的社会内部联盟也在涌现。
目前活跃在灾区的民间救援队,有十几支都是壹基金救援联盟的成员。根据联盟主页上的介绍,它是“目前规模最大且唯一的全国性公益救援组织”,成立于2009年5月12日,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际。成立至今,已联合民间志愿救援队近300支,成员近5000人,覆盖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就类似一个行业协会,”壹基金灾害管理部总监李弘说。而壹基金作为联盟的发起人,主要角色就是提供信息、平台、资金等方面的支持。
与一些小型民间NGO相比,此联盟及其成员在与政府协同救灾方面显然走得更远。
联盟内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的民间救援队来自全国各地,包括别名“公羊队”的杭州市户外应急救援队。在他们20日的首发队伍中,包括满载专业救援及通讯装备的三个车队、十数名救援队员和一个搜救犬队。
公羊队在其论坛中关于雅安救援行动的帖子里,开篇即用红字写到:“公羊队所有队伍及个人,未经准许,禁止前往救援现场。”
在这次救灾中,公羊队也是为数不多的在交通管制下获发通行证、得以深入震中地区抢险的民间组织。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自身的资质。其杭州总部秘书处的一位工作人员说,队伍虽然也是“空降”到灾区的,但在出发时带了民政局注册的证件和包含历次救援、获奖情况的团队宣传册。在直观可见的专业装备外,这些都是证明能力、获得政府信任的必要材料。
联盟的其余救援队和公羊队一样,也都是直接去了再联络救灾指挥部,通过对自身能力的证明,顺利投入工作;甚至有些队伍还直接受命于当地指挥部,完成一些官兵、志愿者救灾培训和随军医深入救援的任务。李弘表示,指挥部对救援队的态度很开放,给予了他们充分的信任。
而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的专业水平。据李弘介绍,由联盟成员自主选举出的七名执委会委员和三名监事会监事,都是中国最早开始从事户外运动及救援的一批老手,有些还持有国际救援执照,并多次参加国际行动和业务交流。这对推进行业整体的专业水平和标准化建设,无疑十分有利。“许多队伍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应急体系中的一部分了,专业水平甚至超过了当地的公安、消防单位。”李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