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不要动辄将犯罪与“报复社会”相关联

近来国内公共场所发生了好几起暴力案件，有的是引燃爆炸物，有的是持刀砍人。几起案件间并无联系，但集中发生，还是让社会产生了不安。尤其是很多人将这些刑事犯罪与“报复社会”联系起来后，更向社会传递了一种恐惧。毕竟中国社会纠结着很多矛盾，如果这些矛盾都转化为暴力犯罪，将会对社会秩序造成极大的冲击。

这些暴力犯罪不仅引起了社会不安，也在网络上引发争议，意见相左的两方为此争得不可开交。一方据此反思社会问题，呼吁将矛盾控制在可治理状态，追根溯源把问题归咎于政府，归咎于“有理无处讲”所逼出的暴力。另一方谴责犯罪，并谴责这种犯罪得到了那种“同情论调”的暗示、诱导与纵容，“报复社会”的魔鬼是“批评政府的公知们”放出来的。

这两方的论调我都不赞同，因为两方的论调虽然大相径庭，结论甚至是对立的，但都掉进了犯罪嫌疑人设置的逻辑陷阱中。将犯罪与“报复社会”在逻辑上联系在一起，这正是犯罪嫌疑人的逻辑，也是他期待别人接受的逻辑，并借此造成社会影响。尽管反对暴力和反思暴力的根源，是两回事、两个问题，但争论的双方都被那些犯罪嫌疑人牵着鼻子走了，在“报复社会”这个伪命题上争得面红耳赤。

首先，我特别反对一种论调，就是一旦公共场所发生什么暴力犯罪，事件的前因后果还没弄清楚，嫌犯的动机也不清楚，警方刚介入调查，一些人立刻就迫不及待地将犯罪与“报复社会”联系在一起，并高谈阔论地分析其背后深刻的社会原因，批评政府的不作为，将问题归咎于“有理无处讲”，谴责迟钝的、法律得不到尊重的体制逼人作恶。更有甚者会将犯罪嫌疑人描述成反体制、反权力、反不公的英雄，用悲情的笔调渲染报复的正义和反抗的正当。

这种评论思维，其实已经先入为主地陷入了犯罪嫌疑人的逻辑中，这正是犯罪嫌疑人所臆想的正义。这种思维最大的硬伤是“评论和反思跑到了新闻与事实的前面”。其实，一些犯罪跟“报复社会”毫无关系，也没有悲惨的受迫害经历，最终的调查证实，作案者完全是疯子，有过精神病史，或者人格不健全。比如，几起冲进幼儿园砍杀孩子的血案，就是有精神病史者干的；这一次冲进计生局砍死两名计生干部的人，也有精神病史。有媒体就盘点过近年来一系列针对政府部门的暴力犯罪，凶犯多有精神病史。

北京近来发生在公共场所的砍人案，警方的调查结果都还没公布，动机和事因都不清楚，不能轻率、轻巧并偷懒地沿袭旧“套路”，用“报复社会”来解释这些凶案。这种“无视事实”、“跑在警方调查前面”的分析，不仅误导了公众，更会在社会中传播不安，甚至会诱发犯罪。

事实还不清楚，就喋喋不休地争论“犯罪与报复社会”的关系，从逻辑上看，这完全是臆想出来的假性因果。即使事实证明犯罪可能源于某种诉求得不到满足、问题得不到解决、权利得不到保障，也不能顺着“报复社会”的逻辑去反思。

其一，要强调基本的大是大非，制造伤害就是错的，违法必然受到追究，这不是正确的废话，而是必须要强调的常识与原则，任何修饰都无法给犯罪包裹上正当的外衣。其二，“报复社会”根本不可能实现，社会是一个抽象的存在，“社会”不可能被报复，刀刃都会刺到具体的人身上，受伤受害的都是无辜的百姓。其三，在法治社会中，“报复”都是非正当、反法律的，人类社会的进步就在于告别了血亲复仇、以牙还牙的野蛮，法律未得到正常运转是一种恶，以“未受到法律保护”为由去违法伤害无辜者，是更大的、更不可饶恕的恶。

如果作恶的人，不觉得自己是在作恶，而是在行一种大义，都会为自己的作恶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报复社会”就是这么产生的。我们不能被犯罪嫌疑人叙述的受迫害故事牵着鼻子走，不能掉进他们设置的逻辑陷阱中，更不能跟着精神病人的病态、极端、臆想的逻辑走。中国的社会问题需要解决，诸多矛盾不可回避，但问题一码归一码，在逻辑上要分清楚。

(责编：邹雅婷、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