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社会发生数起在公共场合实施爆炸、持刀杀人、摔死婴儿等极端暴力事件。有评论将之与恐怖主义挂钩，认为中国已进入到一个“个人恐怖主义”时期。公安大学教授、犯罪心理学专家武伯欣则把它称为“个体自杀式恐怖犯罪”。无论是“个人恐怖主义”，还是“个体自杀式恐怖犯罪”，这种以自杀为代价，把攻击矛头指向无辜者，以制造公共安全恐怖的行为，都是必须受到谴责的，社会对此应有高度共识。

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有相当多的公众对个体恐怖袭击的实施者持一种同情、理解甚至赞赏态度。例如，在冀中星案以及稍早前的陈水总案中，就有很多人同情他们的行为，网上甚至出现一种声音，为他们炸平民而不是政府惋惜。从生命的价值来说，不论达官贵胄，还是下里巴人，都一样珍贵，因此，人们可以同情其过去受到的不公遭遇，但不应对此种滥杀无辜行为滥施同情，更不应鼓动把仇恨的矛头指向一切公权力。

但与此同时，社会尤其是公权力也须明了公众中此种反政府言论和情绪域场的根源所在。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攻击或仇视一个群体和机构，上述言论的存在，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社会仇官情绪的一种极端表达，它与犯罪心理学所说的个体犯罪行为背后的心理动因——“累积的情绪宣泄”——是相通的。也就是说，大众其实也有和犯罪实施者相同的心理感受，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遭受的那种不公和无望的挫折感也是慢慢积累的，从而使他们很容易理解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犯罪时的心理情绪变化。

从犯罪心理学看，按照武伯欣的说法，一个人实施这种“自杀式恐怖犯罪”，无外乎三种情况：因遭受挫折而对非特定的人群产生攻击行为；尽量压抑自己的不满情绪，努力寻找一种心理平衡，但由于时间过长，心理空间有限，无法再自我调控，终于要宣泄；在遭遇挫折后，为某种目的而选择暴力。其中第二种情况在犯罪心理学上称之为“累积的情绪宣泄”，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因为相当一部分社会大众，或多或少存在这种心理情绪，他们和“个人恐怖主义”者的心理感受的差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当此心理经验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又长时间无法在在制度内得到解决，那么，人们最后一定会选择一种非理性乃至极端方式将这种情绪予以释放。

对此，社会学有一个著名的“减压阀”理论，指的是，锅炉的耐压有限，蒸气压力过大会最终导致锅炉爆炸。若想减少爆炸首先必须装一个阀门，当压力过大时能够向外排出压力，才能确保锅炉安全。将“减压阀”理论放置于社会中，社会就应有渠道让人们的利益在体制内得到表达，把各种矛盾纳入到体制内来解决。

中国当下就是一口压力过大的高压锅，随意可能因为压力无法排挤而引爆。目前这些“个人恐怖主义”者的犯罪行为不过是一前奏。正如我们在这些个案中看到的，他们一般都是来自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物，认为自己遭遇了社会不公，在解决无望之后，决定以杀死更多人来报复社会，或引起对自身命运的关注。凡是走到这一步的，虽然不排除有人心理承受力比较脆弱，也就是说，他们所受的遭遇并没有他们感受的那么严重，但一点可以肯定，对他们而言，体制内乃至体制外的救济渠道全被堵死，于是在绝望后，诉诸一种极端的手段。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