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者，公共知识分子之简称也。对于这一新物种，我近来颇有些怀疑。

理查德·波斯纳曾著专书研究“公共知识分子”，书名《Public Intellectuals：A Study of Decline》，中文直译为《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大有唱衰“公共知识分子”之意。波斯纳眼中的公共知识分子，是这样的群体：“许多学者的著作超出本身的研究领域，换句话说，就是以一般大众为诉求对象。但其中有部分是心血来潮，例如克林顿弹劾案，许多哲学家、历史学家、法学教授倾巢而出，针对本案高谈阔论。整体来看，这些言论的水准实在低得可以……公共知识分子族群发表的评论多半毫无意义，宣示出他们对案子本身的认知肤浅。”

我们身边的公共知识分子，也有此特性。他们虽然依托各自专业领域指点江山，但决不受自己专业领域的限囿，对于几乎所有社会热点话题，都热心添一把干柴，加一把光热，让火势更旺。于是举凡社会众生瞩目事件，总能见到他们的身影，连上帝的橡皮擦都将他们擦抹不掉。有长篇大套的滔滔言论焉，有三言两语的微博放话焉，隔三岔五就见他们又发表公知高见矣。

平心而论，公共知识分子对于惩恶扬善、激浊扬清乃至引领大众、启发民智作用积极，贡献颇大，确实不可抹杀。波斯纳曾言：“所谓‘知识’，就广义的层面而言，功能包括阐释解读、指出同侪的错误、呼吁各界重视备受忽视的议题、鼓励民众思考等等。”有一些社会丑恶现象，一经他们道出，魑魅魍魉无可遁形，暴露于舆论之下，灰头土脸，狼狈不堪，事情没准就有了转机。公共知识分子在其中扮演着领袖群伦的角色，他们以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推动着社会的进步，这是不争的事实。相比之下，社会一般民众，虽可聚蚊成雷，毕竟每一位发言鼓噪者都受到人微言轻规律的限制，难以振臂一呼，生鼓舞士气之效。仔细观察，我发现人类大概有期待或者推出领袖人物的天然倾向性，他们甘愿聚集在一些有领袖气质的人物的大旗之下，一起跳跃欢呼，充当拱卫之士，并且为那些领袖人物说出自己的心声而狂喜不已。

不过，公共知识分子也有他们的软肋，他们有些是愤愤不平的知识分子(或许只是知道分子而已)，各种不满、失意养成他们的仇恨心理，他们从拥挤的网路上找到自己的精神寄托，博客和微博成为他们的发泄口，他们懂得迎合一部分民众的期待，用偏激的言论使他们的愤懑得以一泻千里，并赢取网民的认同和赞许，进而得到温暖。理查德·波斯纳揭秘公共知识分子，语带讽刺，称“知识水准并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最宝贵的特质。除了提供知识，公共知识分子的产品还具有两种功能：娱乐效果与创造认同感。”还有某些公知，在这个过程中虚飘起来，获得一种虚妄的优越感，竟公然声称要为民众普法，要给百姓启蒙，不想有时言语失当，反而被网民用言语痛扁，激起滔天的舆论讨伐，一天工夫就将其卑琐打回原形。

如今社会是名声社会，有了名气，人名就变成了名人，各种利益纷至沓来。知识分子扮演“公知”，在网上以一种偏激、出格言论博取眼球和欢呼也是一种成名捷径。波斯纳曾言：“最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就是所谓的‘专家学者’。他们的事业前途有足够的保障，收入优渥，衣食无虞……以学者的身份粉墨登场，不论结果是声誉鹊起或恶名昭彰，反正都是‘成名’的捷径。”波斯纳谈到“公知”之害，曾言：“公共知识分子经常抛头露面，凭着学术地位沽名钓誉；整个市场缺乏品质管控的机制，公共知识分子经常发表荒谬的言论，一般民众的知识有限，根本无法判断其所言真假，‘理念的市场’乱象丛生、毫无规范。至少从提升民众公共议题认知的角度来看，公共知识分子可谓信用破产的族群。”

我对于“公知”的怀疑，来自对于某些“公知”私德的了解，他们说的一套与做的一套凿枘不合，人格颇为分裂，不看他们的私下行为只听他们的公开言论，却是人格高尚、熠熠生辉也。此外，我发现一些公共事件中某些“公知”的表现十分耐人寻味，他们只有立场，没有是非，真相不是他们真正所关心的，倒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党同伐异的劲头倒是十足。他们没有包容异见的气度，要是一旦掌握权力，恐怕如孔子诛杀少正卯，让舆论与自己一律也。民主、自由、法治、人权不过是他们唇上的耐用消费品，鉴于他们的言论对社会进步的客观作用，他们的双重乃至多重人格也就没有必要深究了。

有人讥讽，公知乃“公公知识分子”之谓也。“公公”者，阉人也，暗指所谓“公知”缺乏血性，他们发表言论，虽然偏激，尽管出格(不如此不足引人注目也)，但说什么道哪些，都是小心掌握着分寸，故并不敢真的承担起言责。这种称谓语涉恶毒，非某之所敢深知也。

(张建伟，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著有《司法竞技主义》、《刑事司法：多元价值与制度配置》、《证据法要义》等。座右铭：“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原标题：大家齐来扮“公知”)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