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空军轰炸机

还有，苏联从建国之初，便开始建立人口民族主义机制，并将其作为国家和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即苏联价值观标准。这一机制最终形成了诸多社会群体，他们的个人利益获取的途径，主要是通过鼓吹和利用民族主义，所以，苏联的民族问题，有相当一部分产生于苏共党内，苏共制定的民族政策中，可以找到很多在“民族”与“人民性”之间自相矛盾的地方。此外，苏联的民族人口政治方面也显示，社会体系表现出多样性和相互的抵触，这方面与苏联社会政治基本原则十分相像。

苏联民族危机还表现在，中央对各个加盟共和国资源的垄断和监控十分严厉，引起地方对中央的不满，这种不满最终演变为抵触和反抗。俄罗斯研究苏联解体的学者指出，在苏联最终解体前，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之间龃龉不断，矛盾愈演愈烈。苏联中亚诸国曾强烈批评莫斯科，没有向他们提供足够的国家补贴，以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与经济。而中央政府则批评地方政府，逐年要求中央追加财政投入，目的不是为了发展当地民生，而是企图扩大地方政治和经济势力，达到与中央抗衡的目的。

苏联时期，为了确保国家经济一体化，逐步建立了统一的国民经济配套体系。苏联后期，随着经济问题不断加剧，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经济关系失调，经济发展呈现出闭关自守的态势，自我保护主义倾向日趋严重，苏联后期，莫斯科无力协调和解决日趋危险的国家经济关系。地方经济发展的放任自流状态，以及中央肩负不起主导和协调国家经济的作用，最终导致地方经济失控引发政治事态失控，结果只能是苏联国家倾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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