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二代、未成年、性犯罪，当这些极具冲击力的关键词组合成一幅新闻画面时，想不引起舆论的沸腾都难。李某某轮奸案正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开场的，它席卷了无以数计网民和媒体的注意力，也让处理案件的司法机关处于舆论的聚光灯下。人们对特权的羡慕嫉妒恨，对司法的先天性不信任，乃至平日里积攒的其他种种不满情绪，都再一次找到了发泄的个案缺口。

从一开始，李案就是以某种娱乐化的方式被媒体捕捉、供大众消遣的。在舆论的持续关注和诙谐评判中，包含有对权贵的不满、对教育的不满、对司法的不满，这些情绪都需要借助个案得到宣泄。而宣泄的最佳方式，莫过于把严肃的法律案件转换成娱乐新闻，在调侃与吐槽中完成一次舆情的集中表达。这种严肃案件娱乐化的背后，恰恰折射出民意输出过程中的无奈与焦虑。

如果将李案置于整个社会转型的大环境中，就不难窥探出这样的舆情演变，其实有着更为宽厚的社会背景。一方面，当社会分配不均和矛盾冲突加剧，一种普遍的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在底层弥漫，使得整个社会对特权与权贵表现出极大的愤慨，一旦个案中的当事人被烙印上权贵的印记，便难逃“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另一方面，从2008年开始，中国的互联网明显搅活了舆论这“一池春水”，一些重大案件在网络的发酵下相继成为“公共事件”，如嫖宿幼女案、邓玉娇刺官案、药家鑫杀人案等等，其中多夹杂着人们对特权干预司法的担忧。在上述背景中，李某头戴“星二代”的“闪闪红星”，前科之后再犯恶行，立即超越了公众容忍的底线，引起网民“群起而攻之”了。

虽然李案中的舆情带有娱乐化色彩，案件信息一再引起猜忌与质疑，其实都围绕着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一些因素展开，如犯罪嫌疑人的父母身份会不会干扰到司法？警方的执法会不会因为特权而出现偏私？其他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保密是不是存在更大的权力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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