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州增城曝出“亲情逼迁”模式。这一模式其实并不新鲜，甚至可谓“复古”。早在10年前，湖南嘉禾曾经因为“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张狂的拆迁口号，因为滥用政府权力的“连坐”制度，引发全国关注。

简单地说“复古”，其实也不尽准确。这一手法并非重新抬头，事实上，这些年来，在一些中小城市的拆迁中，一直若隐若现，“阴魂”不散。这一“经验”中，众多公职人员往往被迫成为政府动员拆迁的排头兵。但是，嘉禾事件中明明已经遭到谴责和唾弃的“连坐”制度，却在增城事件中卷土重来，甚至有明文规定，“公职人员未能完成征拆任务要处理”。这一现实折射出什么？

首先是基层政府“人治大于法治”的根深蒂固的现实。公职人员的责、权、利本由法律所规定和保障，但在部分基层政府膨胀的权力下形同虚设；而增城之外，被裹挟到拆迁行动中的公务员，则面对着种种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潜规则”。

其次是对“人性关怀”的漠视。“亲情逼迁”，对拆迁者及动员者双方而言，都体现出冰冷机械的粗暴，有违“以人为本”的历史潮流。比如在刑法领域，无论是疑罪从无、无罪推定的原则，抑或“近亲属可拒绝作证”的修正，都体现了人性关怀的进步。然而这种进步似乎并未被部分基层政府所感知。失去了人性关怀，原本乡土中国重要传承的亲情伦理，不得不被迫面对着与“自身权益”痛苦的选择。

作为基本原则，即便是正确的目的，也不应该通过不正确的手段来达成；不能因为没有引发严重后果就放松对错误的追究。这些年来，更多见的是在土地财政、政绩工程、粗放式管理等诸多不合理因素驱动下的违规强拆。有意味的是，与同为痼疾的腐败相比，“违规拆迁”模式并不复杂，甚至千篇一律的，诸如拆迁征地本身没有合法手续；拆迁补偿不合理；隐现的拆迁“黑恶势力”等。“亲情逼拆”也正是其中一种。病症清楚，下药理应容易。我们其实有完备的“拆迁法”，但一再的强拆悲剧却告诉我们，疗效并不明显。

因此，增城事件引发的追问是：法律为何在基层难以奏效？人治的坚冰如何打破？如何突破地方利益彰显监管的力量？越界基层权力如何治理？我们缺少的未必是制度，而是行动的决心。(刘志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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