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之所以引用党中央1956年的这一段论述，是因为它的预见性竟然是如此强烈，针对性竟然是如此准确，简直就像针对今天人们的思想实际而言。只有以科学历史的胸怀观察世界历史，社会主义制度初期发生的这些失败或者曲折，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这些所谓曲折和失败与当年的资本主义制度初期相比，确实算不了什么。照一下历史的镜子，资产阶级统治者今天根本没有任何资格和理由指责和否定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状况。历史规律就是这样：“哪有一种新生的事物没有困难和弱点呢？问题在于未来。我们前面的道路无论还有多少曲折，人类最后总是要走到光明的目的地——共产主义，这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运用科学的历史方法观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会超越低潮和曲折的迷雾，看清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每一次高潮与低潮都是交替出现的。低潮反映了敌对势力的镇压和破坏，同时也反映了进步力量的弱小和缺乏经验。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是冲破了一次次的低潮，在低潮中总结经验，积累力量，最终还是形成一次次新的高潮。历史地看到低潮与高潮交替的规律，就能够不为浮云遮望眼，把握事物的本质，建立对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自信。

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苏联东欧发生剧变的原因的20多年中，一些研究者竟然基本上或者完全抛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有的甚至陷入历史发展的“不可知论”，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再次泛起。西方也极力煽风点火，妄图借助于其某些“基金会”的力量左右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极少数人甚至宣传苏联垮台是没有按照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进行改革，等等。也有少数人很别致地提出“从档案里发现历史真相”，似乎借助于某些档案材料的挖掘就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几十年的研究成果推翻。固然，历史学家重视历史档案的作用，但是，仅仅靠档案研究历史是靠不住的。第一，你选择的是什么样的档案？选择哪些档案？你选择的档案全面吗？第二，你选择的档案真实程度如何？第三，对于同一个档案描述的事实看法大相径庭怎么办？第四，靠某些新发现的档案能够看到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吗？对那些新式的迷信考据材料的人，对那些看到一星半点的所谓新材料就大叫发现历史“新大陆”的人，有必要提出以上这样的质疑。

近来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侯惠勤同志的自选集，其中一段论述令人很受启发。他说：“考据学不能代替历史学，考据方法不是历史研究的根本方法、当然更不是唯一的方法……因为考据最多可以鉴别史料的真伪，而难以真正确立史料的历史价值，即在多大程度上再现了历史。……历史的复杂性就在于它存在着无数相互冲突的事实，从微观角度看，它们同为真，都是‘事实’，而从历史趋势看，存在的并非都是真实的，相当一部分现存的事物已经失去了客观必然性，成为偶然的、纯表象的实例。”“要区分最能表现特点的材料，需要正确的历史观，需要认识和叙述历史的科学方法论。”（《侯惠勤自选集》，学习出版社，2012年版，第205-206页）这番议论真是一针见血，揭示了那些常常以宣布发现历史“真相”来制造轰动效应的人们的虚伪。

三、以科学的历史胸怀对待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能够科学地、客观地评价无产阶级领袖的地位和作用，捍卫革命导师是捍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

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9-150页）这是唯物辩证法在评价历史人物中的全面综合的运用。科学的历史方法反对以今比古，把当下自己的思想挂在古人的名下；同时，也反对苛求古人，要求前辈知道今日的具体情况、要求前人符合今天达到的某些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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