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则成都女孩玲玲上大学遭父亲反对的新闻引发公众热议。虽然她已拿到成都某高校的本科录取通知书，但父亲却认为“读书无用”，宁愿出钱资助她做点小生意，也不愿“扔几万元学费打水漂”——“读4年书花费8万元，高中毕业打工挣8万元，来回16万元，拿去买房或开店都能赚钱”。

这位父亲看似滴水不漏的“经济账”，可谓对中国大学的讽刺。更大的尴尬紧随其后，在某网站为此发起的网络投票中，有七成网友支持玲玲父亲。一时间，新“大学无用论”甚嚣尘上。

这个极端案例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教育投资论”。不少家长把对孩子的培养视作一种投资，将“上大学、读书、获取知识”与“找好工作、拿高工资、过舒坦日子”画上等号，计算投资回报的心理也就自然产生。毋庸置疑，过于短视的教育投资论值得批判。但读书的意义被功利化，需要反思的绝不只是过于“精明”的家长。

其实，玲玲爸爸的观点并非孤例。来自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09年至2012年，全国共有300万高中生放弃高考，占毕业生总数的10%。其中，农村辍学率连年上升，部分地方甚至高达三成，高昂的学费、生活费和就业难的矛盾成为辍学的重要原因；不少城市弃考生则出国留学，“用脚投票”逃离中国教育。报道中，玲玲爸爸的理由也很充分，“现在这种大学教育，只会培养出好吃懒做、眼高手低的人，我在电视上看到，说大学生毕业后，连换电灯泡都不会，我就非常生气”。种种例证不难看出，“大学无用论”并非“知识无用论”，而是另有深意。

新“大学无用论”是对高等教育办学质量的警醒。英国教育家亨利·纽曼曾如此阐释大学教育的应有之意——“提高社会的思想格调和公众的智力修养，纯洁国民情趣”。反观现实，严进宽出的教育体制让“游戏人生”成为不少大学生的生活常态。提高大学办学质量，不仅是回归教育本意，更是解决“大学无用论”问题的关键所在。

新“大学无用论”的抬头还折射了社会对公平与正义的渴求。“再穷不能穷教育”的时代里，大量农村学生通过高考跃龙门，知识成为改变命运最可靠的保障。但在日益激烈的就业竞争中，“拼爹”、拼人脉的潜规则正挑战着社会的公平底线，也让“教育”和“成功”之间的路径变得日益复杂。只有竭力打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让活跃的社会流动成为可能，才能彻底消除各种“读书无用论”滋生的土壤。

所幸，众声喧嚣中，孩子心中仍存有对教育的渴求，“只有读大学，才能让自己更有修养、更有层次，大学是对一个人综合素质的提升”。要想破除“大学无用论”，除了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和社会环境的变革外，并无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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