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者众多的相似性，我还可以用多年在两地的生活经验列举出更多，而列举的越多越会让人觉得病态。尽管，我不能将两者简单确诊为“荷兰病”（Dutch disease），因为这个话题始终是被学术界所争论的悬疑。

什么是荷兰病？经济学意义上复杂定义的讨论会让这个话题变得索然无趣，但就我的观察而言，其根结在于一种被扭曲的激励传导机制。

回到20世纪60年代的荷兰，当时由于北海一带发现大量天然气资源，随着资本的强势介入，使得北海油气产业一片繁荣，大量天然气出口为荷兰带来了大笔“快钱”，但由于大量输入性收入，最终导致荷兰盾持续升值，并引发了难以遏制的通货膨胀，产品和货币市场的一系列反应挤出当地其他行业，使之逐渐衰退，或者难以起步。

所谓的这种“挤出效应”，并不仅仅发生在宏观经济层面，更多的情况下发生在政府施政层面。因为资源往往能带来丰厚收益，诱导资源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做出了不合理的发展模式和不恰当的经济政策，并滋生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惰性，从而拖累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这种现象，无论在山西还是俄罗斯都表现的十分明显。在我的印象中，走马灯式轮替上阵山西主政者往往调任自其它内陆省份，往往因眼界狭小，而受困于煤炭。直到若干年前，当来自深圳的于幼军到任山西后，曾一度让山西的有识之士感到一丝希望，希望能带领山西走出煤炭之困。让人出乎意料的是，于幼军上任后并没有带来特区的新思维，而是入驻山西省煤炭厅蹲点学习煤炭产业……新思维依然受制于旧惯性。

尽管，于幼军雷厉风行的作风加上深圳式的效率，通过大量“跑部运动”为山西谋得了煤炭税费优惠，而且建立了国家级的煤炭交易中心，但依然逃离不开煤炭的羁绊，依然逃离不了山西发展思维的惰性。

或许基于同样的认同，一位山西籍官员曾向我痛心疾首地说：“山西最大的祸害就是有煤炭，要不是煤炭，迫于生计早就把山西人逼出省外去做生意了，就跟明清时候山西商人走西口那样，而不会像现在一样，全省上下都指着煤炭吃饭……”

尽管不愿承认，但当代吃着煤炭这碗饭的山西人已经没有了先人的冒险和开拓的勇气，更多的是偏安一隅得过且过的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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