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的这种惰性在俄罗斯同样明显。俄罗斯普通人在享受着石油带来的国家福利的同时，普通人更多地愿意去谈论和质疑政府如何分配不公，但却不愿去谈论自己因该担负什么责任，更别说站出来去争取自己的权力。俄罗斯人这种“天性”，被不少俄罗斯问题专家称为是“政治侏儒症”。

当一次偶然的机会阅读了世界银行一份报告后，才发现这种侏儒症同样是“资源诅咒”的表现。世行曾指出，资源国家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源的租金，而不是直接来自于公民税收，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责任关系链很薄弱。

此外，权力的制约与平衡方的薄弱也与资源的丰富有关，因为大笔资源红利诱惑下，推动着政治和商业的联姻。资源开发带来的高收益让大权在握的政客们成为“寻租者”，商人们通过政客来夺取资源的控制权，再利用资源收益去收买那些立场不同的人，在这种政治生态下，俄罗斯寡头们纷纷破壳而出。

仅仅从这些粗浅的观察来看，“荷兰病”并不简简单单的是一种经济病，如果真的只是一场经济病的话，为何荷兰最终能克服“荷兰病”的影响，而那些非洲、中东或是俄罗斯却始终无法摆脱这一病患呢？

行文至此，我也很庆幸。曾经经合组织的一个研究团队做了一项研究，他们绘制出了65个国家15岁学生的自然科学成绩与该国自然资源收入在GDP中的百分比的相关性的图表，结果显示，国家从自然资源的盈利跟它高中生的知识技能明显成反比。

事实上，山西和俄罗斯应该不符合这一研究结果的规律。俄罗斯要感谢苏联留下的完善教育体系和科技实力，而山西和大多数中国省份一样，要感谢中国教育制度的遗毒——高考，两者都让其年轻人还保留了被教育和开化了的大脑。

知识和技能始终是21世纪经济的全球货币，没有哪个中央银行能发行这种货币，每个人自己决定他们发行多少，而这些智力资本将像全球资本驱动北美页岩气热潮一样，驱动山西和俄罗斯的经济真正向前，或许山西会再出几个李彦宏和他的百度，而俄罗斯也会再出几个赛吉·布林和他的谷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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