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以《水浒》为例，鲁提辖拳打镇关西，郑屠强抢民女在先，鲁达使用超能力（秒杀对手的高超武功）在后，这话才顺理成章。如果没有前面这个铺垫，就是以地方军事长官干扰当地市场秩序，殴打小贩致死，搁现在祖宗十八代都得被“人肉”出来。

另一故事，武松醉打蒋门神，武松因为私人关系，动用超能力介入当地施恩与蒋门神两股涉黑势力之间的地产纠纷，颇为后世论者诟病。至于李逵劫法场，不分青红皂白，对现场安保人员和围观群众“排头砍去”，这种做法和日后美国飞弹在伊拉克等地不长眼地肆虐，也没什么区别了。

“说唐”之类的袍带书，经常要处理主人公们的暴力合法性问题。战争场面不论（只要不屠城、不杀降），一种是草泽英雄抢钱，像混世魔王程咬金一样，念一段“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的职业开场白，三板斧砍过去，抢了也就抢了，用超能力变现。说书人一般在这里都会给这种行为赋予一种价值，比如程咬金劫皇杠，其道德大前提是隋王朝整个政权合法性的滑落，他的打劫行为不但在道德底线上不吃亏，反而因此在民间的叙述和想象中站上了道德高地。另一种是“路见不平一声吼”，像秦琼楂树岗救李渊、长安城救民女闹花灯，这种以暴抗暴则经常被视为自然正义。

但“卖马”故事与此不同，它的特殊性在“日常”。所谓日常就是普通的市场交易、社会生活，无非是些柴米油盐、鸡毛蒜皮、家长里短，人物在民事上的关系大致对等，这种情形下使用超能力，在心灵世界就是一种跨越底线的逃避行为。如果秦琼在官道上实在等不到樊虎带银子回来，把脸一蒙，顺手打个劫，连还债带致富，也就没有后面的悲惨故事了，但是这不符合民间对“礼义廉耻”的想象。所以，秦琼穷成那样，超能力到底是半点没用上，最后还是要用最市井的方式，在社会一般规则的范围内，通过“卖马”来解决问题。

手段服务于目的，手段本身也有合法性的问题。超能力必须在底线范围内使用。那些日子，秦琼在官道上的徘徊和纠结，以及错过的打劫与致富，无非要借他的人格来说明这件事。

超能力的范围现在应该理解得更宽泛些。有的人多金，有的人有权势，有的人粉丝多、公共影响力大，这都属于超出普通人的能力。今天，拥有这些能力普遍被视作成功的表征，至于还有没有底线、还考不考虑底线，是个不醒目却硬梆梆还在的问题。底线一点点沦陷，人心一点点麻木，社会代价终究是逃避不了的。现在不结账，未来就买单。

所以，套句时髦话说，不单单是公权力、政府权力，每一种超能力，都应该被关进笼子里。

（杨凯，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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