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以西晋为界，世家大族战胜了寒族，但接下来的问题是世族如何与皇权共处。理论上，皇帝是承天命的天子，是政治和道德上的最高统治者，但在皇权不振、不足以控制贵族的情形下，只能建立一种皇权与贵族共治的局面。魏晋南北朝的世家大族对政治的影响极大，甚至直接操纵国家大权，孟子的名言“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又获得很多新的注脚。蒙思明指出，世族的政治意义，董卓早在汉末执政时就已经意识到。唐长孺特别强调，后赵高祖石勒和侄子石虎虽以残暴著称，但对世族的特权都予以承认。当日政权之稳定与否，全视世族的向背而定，新政权每乐于任用世族子弟以巩固政权。在隋朝确立科举制度之前，汉朝的公府辟召、郡国供举等制度化制度是保证朝廷可以选拔任用道德高尚的人担任公职的重要制度，但是在世族勃兴的背景下，曹魏率先实行九品中正制，以中正品评人物，推荐到政府。但唐长孺特别说明，中正品第明文规定不及于普通庶民，而以家世和才德并列。蒙思明则指出，中正所依据的“清议”，很容易为世族所操纵；另一方面，中正这一职位也日渐为世族子弟担任，中正的权力大到可以限制吏部的用人。而与此同时，吏部这一机构本身也被世族控制。最终，曹魏用以鉴别和选拔人才的九品中正制仍然沦为世族巩固自身统治很有影响力的工具。日本学者川胜义雄在《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中专门指出：“九品中正制脱离其本来的精神，归根结底是因为授予乡品的‘中正’官并非如字面所表示的那样中正，而是偏向权力一方。”吕思勉在《中国文化史》中对此一时期贵族力量坐大有根本性的提示，即在王莽变法失败以后，政治家的眼光也为之一变，开始听之任之，即古语谓“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吕思勉把这一变化看作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转变，的确是极为深刻的，因为他看重的，并非某一个标志性事件对当时的政治冲击，而是对后世的历史观产生的微妙然而长远的影响，以王莽变法及其失败为例，则是使得后世出现一种犬儒和宿命的顺应倾向。从客观来说，中国历史也确实表明，任何短期内大规模触动利益集团既得利益的改革最终都会招致抵制和失败。

四

田余庆教授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的研究更深入一步，他指出天子与贵族共治最典型甚至唯一真正存在的时期其实只是东晋。在东晋一百来年的历史中，门阀士族如王氏、庾氏、谢氏在政坛相继纵横驰骋，各领风骚。田余庆特地指出，谢氏家族得以上升到士族的最高层次，部分得益于他们由儒入玄的转化。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文化气氛下，要成为贵族，除了背景、影响、事功，还必须掌握贵族内部的文化信仰和话语系统，即当时流行的玄学。公元３８３年的淝水之战后，谢安、谢玄开始受制，兵权被解，旋即相继去世，虽然其家族的社会地位一直延续到南朝末年，但淝水之战后，门阀士族开始逐渐走向政治上的衰落。一方面，随着他们自身人才凋零，既缺乏从政才能也缺乏兴趣，皇权开始走向复兴和强化；另一方面，田余庆所说的“次等士族”在动荡的时局中开始以武力反对上层“门阀士族”，最终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并建立起刘宋政权。

(责编：邹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