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贵族垄断造成社会阶层日渐固化，向上流动的渠道被阻，但也于无形中蕴藏了自身日后衰落的契机。按余英时在《汉晋之际士之自觉与新思潮》一文中考证，南北朝世族与寒门的身份意识和不相礼接之风也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开启。川胜义雄在《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指出，魏晋以降，一般庶民入仕之途极为狭窄，即便在士人中，下层寒士向上流动也非易事。这造成寒士和庶民只能通过军功获得做官的机会。自南朝宋武帝刘裕开始，权力分配出现新的趋向，即军权被逐渐交到王族和寒门武人手上，而与此同时，寒门武人在北魏统一北方的大背景下，军事作用大幅度上升，也开始形成了独立的政治力量。新兴军事集团不断挑战既有政权，直到隋唐之际以全面实施科举考试制遴选官吏，到唐中叶以后，旧门阀才全部垮台。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在《中国史通论》中也提到这一现象，他描述为，“频繁的战乱使权力逐渐下移，即下移到实际干事的人手里”。两位日本学者都注意到战争和军事对权力关系的型塑作用，因为战争的急迫需要导致权力关系逆转，这其实类似春秋战国的情形。

六

关于皇帝、士族、寒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南北朝时期的《颜氏家训》早有记载。生活在北方的颜之推观察到，“晋朝南渡，优借士族”，凡有才干者都任命为高级官员。但也有一部分贵族子弟“迂诞浮华，不涉事务”，国君却不忍心处罚他们，因此把他们放在清闲的位置上，“盖护其短也”，但国君对基层办理具体事务的官吏则“皆可鞭杖肃督，故多见委使，盖用其长也”。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将此权力下移归因于高门大族“不屑”竭智尽心任事，“人主不得不用寒人”。按颜之推和赵翼二者的看法，国君都是被迫依赖寒门的，他们其实尊崇贵族，但苦于有些贵族实在懒惰无能，碍于身份又不好责罚他们，只能给个闲差了事；而真正办事，还是需要依靠底层实干的行政官员，而且这些平民出身的小官员既熟悉政务又容易驱使。这一趋势表明，贵族固然可以在很长时间内垄断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但是自身的绩效毕竟还是会被最高统治者考察，脱离实际事务会使最高当权者——不论内心是否情愿——转而寻求寒士的协助，又重新缓慢地形成最高统治者和平民阶层的基于实利的结盟，这一过程再度类似春秋战国时代国君和士阶层的联合及对贵族的排挤。

(责编：邹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