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历代社会政治虽然没有大规模，制度化和世袭的贵族统治，但几千年来政治一直在精英垄断和平民参与之间轮转和分享。史学家蒙思明在《魏晋南北朝的社会》一书中指出，西汉政权原本是一个刘邦领导下的“流氓贱隶”的集团建立起来的，但自身逐渐形成一个贵族政府，经过王莽中间横插一杠子搞激进的空想社会主义而失败，再到了东汉，就更演变成了一个彻底的贵族集团支持下的政权。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他本人就属于“豪富阶级”，他率领下的富豪集团是王莽政治理想的反动。蒙思明详细分析了东汉政权下新兴世家贵族坐大的途径：１，庞大的经济实力。在东汉制度下，新贵族按三十税一交土地税给国家，却按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地租率收取佃户；２，政治势力。蒙思明指出，东汉有一种“任子制度”，确保高级官员和贵族的子弟中有一人直接被任命为“郎舍人”，取得和通过选举而拔擢的官员同等的地位，官宦子弟还可以通过以特权进入太学后，再以太学学历以求仕进；３，累世学术之家。其世代传承的文化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重要的“象征资本”，也很可傲视天下的。

二

东汉衰落，三国鼎立，其实也还是贵族和平民的博弈。蒙思明指出，刘备的祖父和父亲是州郡一级官吏，诸葛亮亦出身汉世族，孙氏则全仰仗江东世族，惟有曹操和世族关系疏远。周一良《论诸葛亮》一文中则把诸葛亮定位为“中小地主阶级”，总之，即使“躬耕”，也不是真正的“布衣”，至少在血脉和精神上。陈寅恪《魏晋南北朝讲演录》中谈魏晋更替，认为是司马氏所代表的“儒家豪族”和曹操代表的“非儒家寒族”之间的胜败问题，而司马懿就是同属儒家豪族而为曹操击败的袁绍的继承者。陈寅恪认为，西晋政权代魏，表明儒家贵族最终战胜了非儒家的寒族，魏晋南北朝成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贵族社会，即使在国史大家柳诒徴看来都稍觉不可思议。柳诒徴在《中国文化史》中论及魏晋南北朝时期选举与世族时，在“脚注”中说春秋时代世族专权并不奇怪，因为那时本来就是封建阶级社会，但自秦以降，“社会阶级已经铲除，无所谓平民贵族之别；而汉魏以来，复造成此种阶级之制，斯可异耳”。其实，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后又一个缺少统一的中央政权的时代，而每当王权相对不稳和式微，社会中的特殊势力，如世家大族的力量就会上升，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社会政治的稳定因素，直到中央集权下的强大的大一统体制再次挑战甚至摧毁旧贵族精英的力量，并从平民中吸收优秀分子进入官僚集团，直接为皇权服务，其标志就是隋、唐科举制度。另外，无论社会阶级如何在形式上被铲除，平等的理想如何深入人心，甚至变为法律和制度，门阀的兴衰，精英集团的正负两面影响，寒门与世族的分界，在任何现实社会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即便在科举制度下，拥有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人家也更容易产生获取功名的子弟。在没有科举制度的社会里，只要不人为地干预，世家大族名门精英难免重新形成社会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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